康熙真正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是在最後一次和多羅會談後。在會上，多羅告訴康熙，法國傳教士顏璫（Charles Maigrot）主教正在趕來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國禮儀問題方面的專家，有什麼事都可以問他。其實多羅到北京以後，就知道耶穌會神父要問他中國禮儀問題，現在康熙也來問他，所以當知道顏璫來京的消息後，多羅如釋重負，終於有人來幫他扛這個問題了。在多羅眼中，顏璫是回答耶穌會神父以及康熙疑問的最佳人選，最初禁止中國禮儀的觀點就是在福建的顏璫於一六九〇年代提出來的，後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條約也是基於顏璫的說法。所以，站在多羅的角度來看，顏璫是世界上解釋教皇禁約的最佳人選。
自從明代萬曆年間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如何把天主教引入中國就涉及各方面的具體問題。概括起來可以說問題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語言，二是行為。語言就是翻譯，要把天主教的概念用中國的語言和能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行為就是如何把天主教融入中國傳統的行為方式中，同時又要保持天主教的宗教行為方式。這些總結起來很容易，但操作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每個具體問題，不同的傳教士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從而引起爭議。比如天主教中的神（「Deus」，也就是現在英文中的God）應該翻譯成什麼？這個問題就在天主教內部爭論了幾十年。最早傳教士利瑪竇決定把「神」翻譯為「上帝」，但後來有些傳教士又認為不對，應該翻譯為「天主」。還有傳教士早年認同翻譯為「上帝」，後來又認為這個翻譯是個錯誤。這個「神」的翻譯就是中國禮儀之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六九三年，顏璫作為福建教區主教，為了在他的教區內統一傳教士的思想，結束爭論，就在七個有爭議的問題上做了具體規定。其中第一條就是，停止使用「上帝」，而改為使用「天主」來翻譯天主教中的神；第二條是停止在教堂內掛「敬天」的牌匾；第三條指出前任教皇同意教徒參與祭孔子、祭祖的決定是基於不完整的資訊；第四條要傳教士勸說教徒停止參與祭孔子、祭祖活動；第五條，家裡要放祖先牌位的教徒，應該注意牌位上的字眼，比如牌位上的名字後如果有「神位」「靈位」的字眼，則把「靈」「神」去掉，僅保留「位」字；第六條，要求傳教士不能繼續在教徒中宣稱中國傳統文化與天主教義一致這樣的論斷；第七條，要傳教士減少利用中國古書來講解天主教教義。顏璫在他的福建教區發布了這七條規定以後，就把規定發回了羅馬，要求羅馬裁決。差不多在顏璫之前四十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在一六五六年已經對部分中國禮儀問題做過批示。
顏璫的七條規定相當於掀起了新一輪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這些問題當時之所以存在長期爭論，是因為背後有說不清的理論分歧。比如孔子的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這在現在依然是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祭孔儀式中的孔子是什麼角色？還有祭祖先的儀式中的祖先是什麼角色？在祭祀中，孔子和祖先有「神」的性質嗎？為了裁決這些理論問題，當時的教皇在羅馬成立了一個四人裁定小組。對於當時的天主教來說，中國是一個新的區域，羅馬處理這些教義問題是摸著石頭過河，很小心謹慎。為裁定相關問題，羅馬的取證和各方詢問的過程持續了近十年。最後的裁決報告，也顯示他們做了很充分的功課。比如，他們裁定中國的祭孔和祭祖儀式中，是有「神」存在的，引用的就是孔子《論語》中的「祭神如神在」這句話。羅馬的認定意見，總結起來就是中國傳統的禮儀活動中有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情節在裡面，不能視為單純的世俗活動。由於天主教的教義只允許信徒心中有一個神，那麼入教的信徒就不能再參與中國傳統活動中有宗教情節的部分。
中國禮儀之爭之所以會持續那麼多年，根本原因就是問題本身存在爭議，雙方意見都講得通。康熙在與顏璫會面前，專門抽時間看了顏璫的七條論斷。康熙看完後，和他周圍的奴才說，顏璫論述「淺薄」，但他也沒有認為其中有什麼大是大非的問題，總體來說，康熙是願意和顏璫會面交流的。
但讓多羅等所有人沒想到的是，顏璫在會見康熙時，把事情搞砸了，大大地激化了禮儀之爭的矛盾。最後也影響了多羅一生的命運，令他最後都沒能回到歐洲，客死在了澳門。
顏璫入京之前，主要在福建傳教。從一六八一年入華算起，他在中國已經二十幾年了。完全出乎康熙意料的是，見到顏璫後，康熙發現他的中文很差，基本不能交流。康熙在會面前，以為這個來華二十幾年的傳教士，中文水準應該和張誠、白晉神父差不多。這兩個神父一六八九年入京時，都還完全不會中文。但學了兩三年，中文滿文都過關了。顏璫的中文在康熙看來不是差一點的問題，而是基本不會。康熙在會見中，已經顧及顏璫是外國人，放慢了語速，但即使這樣，簡單交流到第三個問題，顏璫就聽不懂了，只好由康熙身邊的耶穌會神父來翻譯。當時跟在康熙身邊的是巴多明神父。巴多明神父一六九八年入華，比顏璫晚十七年。康熙又想這位顏璫神父是不是只是口語不行，因而問他，認不認識大廳木頭牌匾上的字。牌匾上寫的是「華岩雲閣」四字，但顏璫只認識其中的雲字。康熙徹底生氣了，問顏璫：「怎麼與你交流？你說也不會，寫也不會。算了，現在說的你也聽不懂。」當然顏璫還是很尷尬的。對於康熙來說，這次會面讓他最氣憤的是，羅馬方面和多羅竟然說他是中國問題專家，而且羅馬對於中國禮儀問題的見解是基於顏璫的論斷。
康熙認為整個西方都被像顏璫這樣大字都不識的偽中國專家誤導了。作為中國的皇帝，他立即認為他有責任派人到西方去闡明他的觀點，以正視聽。康熙在會見後第二天就下了兩份御旨。一份是給顏璫的，這是一份會見提要，說明他的中文很差。第二份是寫給多羅的，告訴他，顏璫沒有學問，叫他以後不要聽信顏璫的觀點。同時康熙擔心在中國的地方上，還有更多像顏璫這樣的傳教士。因而他要求多羅在南下離開中國的路上，不能巡遊各省，去單獨會見地方上的傳教士。康熙說如果多羅想要見地方上的傳教士，那就把他們召集到一個地方，一次性和他們見面。而且他還讓多羅轉告教皇，以後所有來華的傳教士，他都會仔細審核，防止像顏璫這樣的人混跡在地方上。康熙在三個月後，正式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到北京接受審核，通過了才能領取同意他們在中國傳教的信票。
多羅當然完全沒有想到顏璫覲見康熙會是這樣的結果。他離開北京的時候，自認為整個出使還是成功的。現在康熙決定要審核每一個入華的傳教士，並要多羅把這個決定告訴教皇。根據當時送達這份御旨的奴才給康熙的回報，多羅很猶豫要不要接這份御旨。按照耶穌會神父的說法，多羅很生氣，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個御旨帶回給教皇。多羅的翻譯畢天祥神父還安慰多羅說，就算教皇不滿意這個決定，想必也不會為難給他傳遞訊息的使節。多羅接受御旨時的情緒引起了康熙的懷疑，康熙擔心他不會準確地把自己的各種意思帶回歐洲。
康熙懷疑多羅是否會準確傳達他的意思，於是做了兩個決定：一是取消之前派赴羅馬的白晉使團。當時白晉和沙國安還在廣州等船。派白晉出使是當年一月做的決定，是康熙接見多羅後對羅馬的禮節性回訪。但現在情況有了變化，白晉帶出去的只有康熙準備送給教皇的禮物，代表不了他接見顏璫後要向教皇傳達的意思。同時，康熙的第二個決定是派出另外一個使團去羅馬，使節就是本書序中出現的紅票中提到的葡萄牙耶穌會神父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神父薄賢士。這個使團除了向教皇闡述康熙的觀點以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讓歐洲廣泛知道北京所發生事情的來龍去脈。兩位神父是在一七〇六年十月十七日離開北京的，而他們著手翻譯各種帶回歐洲的材料在九月四日就開始了，也就是說在多羅離開北京一周後他們就準備去歐洲的事了。北京耶穌會神父得知康熙決定派出新使團後都很高興。除了康熙需要兩位使節帶去羅馬的各種材料以外，兩位神父還帶上了耶穌會神父最新寫出的《北京紀事》。
康熙召回和新派使團的兩個決定，是寫在一個御旨上，讓他的奴才通知北京神父的。從新派遣的使節選擇上看，康熙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選了一個葡萄牙神父、一個法國神父，這樣顯示出北京的傳教士無論國籍如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他召回白晉使團給出的說法是，不知道多羅使團是否真是教皇派遣，需要先派人過去確認。當然，確認多羅真假是康熙的說辭，傳教士早就從各方面確認了多羅的身分。熟悉蒙古、滿人歷史的都知道，確認使節真假，是草原上傳統的外交說辭。這樣可以一方面把正在進行的任務停下來，同時又給未來重新啟動這個任務留下空間。 （相關報導： 戰爭，只是用來維持或恢復和平的手段：《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史論上冊》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孫立天復旦大學歷史系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博士。現為獨立學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方清朝》（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