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有想到，我真的能完成這本書，既能把我對牡丹社事件的想法，用小說的方式表示出來，又能把我十多年來對瑯嶠三大事件（或排灣族對外三次戰事）的追尋過程，特別是牡丹社事件，用文字與圖片整理出版出來。牡丹社事件的論述，台灣已相當不少，我的文字只是我的個人心得，所以我把我的文字分為以小說為主的「牡丹頭顱筆記」，和以歷史為主的「牡丹事件筆記」兩本，交給廖志峰先生，請他為我出版。
起心動念開始想寫牡丹社事件，其實始於二○一二年我出版《福爾摩沙三族記》後就開始了。而今天是二○二四年八月十八日，甲辰年的中元。每年到中元這一天，我總會想起我五十年前所背的余光中的詩句，「何況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樣可憐」。我常自曰「敬天畏神」，其實也是「敬天畏靈」。我不喜歡稱「鬼」，而稱之「靈」，敬天畏靈。自二○一二到二○二四，我對牡丹社事件的看法，幾經轉折，二○二四年的心境與二○一二年的心境已大不同。甚至與二○二○年，我試圖由愛丁堡四個牡丹頭顱去分析石門戰役真相時的心境，也不太同。又因為我一向認為「羅妹號」、「牡丹社」、「獅頭社」三大事件是環環相扣的，所以我嘗試以「瑯嶠三大歷史事件」去稱呼之。但有原住民朋友告訴我，他們不喜歡這個詞，因為他們從未有瑯嶠的觀念，他們的認同是部落。我也恍然大悟，所謂「下瑯嶠十八社」和「上瑯嶠十八社」是洋人給他們的名詞，所以我儘量避免「瑯嶠」這個用詞。
二○一二年，我在出版《福爾摩沙三族記》以後，決心寫以台灣史為主題的小說。因為牡丹社事件影響台灣重大，那時我的想法是寫一本以牡丹社事件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我選定的是一八七四年六月二日在女乃社被日本人所俘的十二歲少女「阿台」的故事。為了去了解牡丹社事件，我決定去牡丹鄉、車城鄉及恆春，實地了解有關牡丹社事件的遺蹟及訪問當地原住民耆老。沒想到，這是我「瑯嶠台灣史踏查」的開始。
二○一二年，我對台灣最南端的瑯嶠可說是完全陌生，雖然我在一九七○年左右就去過一次墾丁，並且正好以船帆石為背景，留下一張全家合照。其實自寫三族時，我就好喜歡這個自荷蘭時代就有的歷史地名，也代表清代的南台灣化外之地，又不包括花東後山，地理觀念很明確，又有歷史感。很幸運，我生命中出現了三位貴人：黃富吉、邱銘義及林淑婉，幫忙我找到及了解瑯嶠諸多台灣史的寶貴遺跡。沒想到，當這本等於是「陳耀昌觀點的牡丹社事件」差不多定稿之時，我這三位貴人竟然都已離開這個世間。因此我寫了一篇文章「我的台灣史小說田野踏查」，發表在《文訊》，表示感謝。我也把這篇文章列為這本書「牡丹事件筆記」的第一篇文章，因為沒有他們，我就寫不出我的「三朵花台灣史小說」。
二○一二年，因為邱銘義帶我去了荷蘭公主廟，於是我決定先寫羅妹號事件，而暫時放下「牡丹社事件」。二○一五年初，《傀儡花》大致完稿，於是我又開始籌寫「牡丹花」。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我先到牡丹訪問了高加馨老師，她是牡丹年輕一輩最早以史學訓練去研究自己部落歷史者。緊接著二○一五年二月十九日春節的安徽黃山行，意外參觀了合肥李鴻章故居，讓我知道原來鳳山有個「淮軍昭忠祠」，我也才知道原來台灣曾有個「大龜文王國」以及「淮軍與獅頭社戰役」的歷史。
正好在二○一五年一月及二○一五年三月我也參加了二次劉還月先生所舉辦的踏查隊伍，讓我有機會上到牡丹女乃社舊部落（2015.3.7），在女乃社舊部落度過一夜。
沒想到，當天晚上發生了一件我覺得有幾分靈異味道的事件，讓我在三月八日清晨就匆匆下山。也讓我乍然驚覺，牡丹祖靈並不希望我去寫牡丹社事件，因為一八七四年的牡丹社事件對他們是不堪回首的憾事。反而，兩天前三月五日的白天，我在尋訪淮軍遺址而尋找到在枋寮的「白軍營」時，則彷彿得到淮軍之靈的指引。
再容我插嘴。我認為，人死後有靈（Spirit），這與鬼（ghost）不同。台灣的廟宇，所拜的一半是神明（God），而另一半則是靈，所以我們會說「靈驗」。似乎，「靈」會召喚凡人，而「神」則不會。
同一行程的不同兩件歷史事件踏查，卻帶給我兩種截然不同的內心衝擊，讓我於二○一五年三月十日左右很快轉換了內心決定，「不寫牡丹社，改寫獅頭社」。這是我第二度延後了寫作牡丹事件的小說，那時心中構想的書名是「牡丹花」。
於是繼二○一二年之後，二○一五年，我二度大轉彎，把醞釀已久「牡丹社事件」的計畫延後，開始寫「大龜文酋邦」與清「淮軍」的獅頭社戰役，也就是以「開山撫番」的歷史為主題。這是台灣教科書輕描淡寫，卻非常重要的「原漢衝突台灣史」。在歷經一番淮軍遺跡的踏查後，淮軍在我心中的評價也前後大有差別。
緊接著，二○一七年一月，我與食藥署官員在參訪在台北生技公司之時，竟然遇到一八七八年花蓮「撒奇萊雅事件」頭目後人，我因此決定繼續寫花東地區的開山撫番台灣史。《獅頭花》寫南台灣的開山撫番戰爭，而《苦楝花》則是東台灣的開山撫番戰爭。
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也有祖靈在引導。於是我的重點遂由「牡丹社」整個移轉到「開山撫番」的原漢戰役，把我的踏查重心移到花東。在花東縱谷，帶我考察的貴人則有撒奇萊雅的伊央．撒耘及督固．撒耘弟兄，太魯閣的Teyra Yudaw，好友賴坤成，台東大學林清財教授，簡淑瑩小姐及攝影名家劉岸江等，他們帶我走遍花東地區，遍訪了「撒奇萊雅」、 「太魯閣戰役」、「大庄事件」、「靜浦事件」還有「雷公火戰役」各史跡。二○一七年我出版了《獅頭花》，二○一九年我又出版了《苦楝花》。然後，因為二○二一年是台灣文化協會一百週年，我當然要寫一本小說來紀念這個不平凡的台灣史紀念日，於是我寫了《島之曦》。
就在寫《島之曦》之時，二○一九年秋天，傳出了英國愛丁堡大學的解剖學博物館中，有四個牡丹頭顱的消息。終於，在二○一九秋之後，「牡丹社事件」又回到我的研究興趣所在。
其實在二○一六至二○一九之間，我也斷斷續續從事著牡丹社事件的探尋，但重點仍然集中在一八七一年的「琉球人與牡丹人的衝突」。感謝祖靈，二○一八年五月四日，牡丹鄉公所邀請我演講，讓我認識了高士（高士佛）的陳貴龍先生，也與日本學者平野久美子結緣。我們一起參訪了楊友旺先生在保力的房子，認識了他的後人，及那個十二位宮古島人住過的老宅。我也赫然發現，一位我認識了近二十年的某大報女記者，竟然就是楊友旺的第五代孫女。原來我們的日常周遭就充滿台灣史。
謝謝上天安排，那一天我也認識了射麻里部落祭司的後人龔山水先生。射麻里的伊厝（Yisa）頭目其實更是在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中代表斯卡羅族與日軍周旋的重要人物。龔山水先生現在猶是斯卡羅族的祭司，他也知道許多朱雷與潘文杰家族的事，也在二○二○年七月，帶我到伊厝在射麻里（永靖）的故居及潘文杰在豬朥束（里德）的故居。
我的踏查慢慢由宮古島人（漂民事件，一八七一）轉向日本人（台灣出兵，一八七四）。然後我又與下村作次郎教授共同拜訪了牡丹大老古英勇。他在二○二○年七月三日晚上，展示給我們一把武士刀，他說那是他祖先留給他的，日本人在撤軍時送給他的先人的武士刀，而且，正好那天潘壯志鄉長也來了，而潘鄉長則是斯卡羅潘文杰的後人，大家共持武士刀合影，那真是歷史鏡頭。 （相關報導： 赴東京導讀「獅頭花」 陳耀昌曝2大寫作理念：為台灣留下歷史 ｜ 更多文章 ）
＊作者陳耀昌，（1949～2025）臺灣血液疾病專家、作家與政治人物。為臺灣骨髓移植播種者，「法醫師法」先驅者，幹細胞醫學帶路者。六十歲開始寫小說，每出書必深入考究，筆下時帶臺灣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重返牡丹社：重返牡丹社：牡丹事件筆記、牡丹頭顱筆記》（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