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世界並非太平。俄烏戰爭陰影未散，東西陣營對立加劇，各國國內的情緒化動員往往取代理性判斷，善惡敘事也開始重新主宰公共空間。正義在不斷被高呼之同時，人們亦在不斷逼近衝突的邊緣。制度層面的斡旋固然重要，但若缺乏更深層的心理與倫理支撐，和平終究是脆弱的，僅仰賴於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
而當代世界探討和平議題，多聚焦於制度與結構層面，如國際機制、力量均衡、經濟互依、技術治理。然而歷史經驗一再昭示，無論外在設計如何精妙，若人的心理結構仍固守「我方純潔、彼方邪惡」的二元對立框架，衝突僅是被延宕，而非被消解。真正決定和平能否確立的，從來不僅在於制度安排，更在於一個更具基礎性與隱蔽性的維度，即主體如何理解自身，又如何理解他者。正是在此意義上，或可提出一個看似樸素卻極具穿透力的命題，即「自知非無瑕，知彼非全汙」，方為和平得以成立的最低心理與倫理條件。
二十世紀的慘痛經驗反覆印證，人類最具毀滅性的暴力，並非源於赤裸的仇恨，而往往肇始於一種更為冷靜、更為堅定的確信，指涉「我居於善之一端」。一旦某一主體，無論其為國家、階級、族群抑或意識形態，確信自身已抵達歷史終點或正義之完成態。三件事幾乎必然同步發生，善被視作既成事實而非持續踐行的任務，自我獲得道德豁免權，而惡則被整體外化於他者。責任由此不再指向內在自省，僅餘對外部的清算。誠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洞見，現代極權主義的危險主要並非源於激情，而是源於一種「立於歷史必然性一側」的冷靜確定性。製造最大規模屠殺的，往往並非仇恨本身，而是「我所行乃正確之事」的堅定信念。
此種結構性風險，常被包裝為崇高目標或歷史使命。其核心不在於惡意，而在於「善的完成化」。如當善被理解為已然抵達的靜態狀態，倫理實踐便自動終止；若當主體確信自身已被徹底淨化，自省即被視為多餘；而當惡被宣稱僅存於他者身上，暴力便獲得了正當性。這正是所謂「善主義」的內在悖論，其對純潔性的宣稱愈是強烈，製造災難的潛在性愈高。
因此，「自知非無瑕」絕非軟弱或犬儒，而恰恰是倫理得以持續運作的基點。只要人類仍保有抽象思維、想象力與主體性，而這些本用於生成正義、共情與責任的能力，其便必然同時攜帶陰影之可能，如去人化（dehumanization）、支配欲，以及假借更高價值之名正當化傷害的傾向。所謂「魔性」，並非外附的異物，而是同一組能力在失衡狀態下的投影。核心問題從來非在於如何徹底消除陰影，而在於承認其存在，並對其保持持續警覺。
於此，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立場仍具有深刻的現實穿透力。對他而言，道德非可被佔有的靜態狀態，而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實踐任務，而任何宣稱自身已臻於至善的主體，實則已置身倫理之外。與此呼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批判鋒芒並非指向德性本身，而是指向那種借超越性敘事為自身力量進行道德辯護的姿態。否認自身陰影者，往往更易將其投射為對外的敵意與暴力。換言之，自知非無瑕，非否定善之價值，而是拒斥自我神聖化。其並非滑向相對主義，而是對自身權力保持持續戒懼。
同等重要的是「知彼非全汙」。將他者整體簡化為「純粹之惡」，在心理上極具省力效應，其規避了複雜判斷，亦取消了對話可能。然歷史表明，此點正是大規模暴力的序曲。承認他者的複雜性，既不意味著否認其惡行，亦不意味著消解其責任，其關鍵作用唯在一點，以拒絕將他者徹底去人化。此處存在一個決定性分野，所謂的懲罰仍承認對方為人，而清除（elimination）則宣告對方非人。現代性災難幾乎皆發生於第二步。當某一群體被界定為「不可對話的邪惡殘餘」，暴力便獲得道德豁免。對他者「非全汙」的承認，因此絕非寬恕主義，實是一種反災難的機制設計。
正是在此反思脈絡中，一個穩固而現實的倫理結構漸次浮現：對己，不預設無瑕；對彼，不預設全汙；對行，若傷害成立則須擔責。此三項看似簡約，卻構成了一個極其嚴密的內在閉環。
其一，對己不預設無瑕，旨在阻斷自我神聖化。它要求主體持續意識到自身亦存在失衡可能，因而無法享有道德豁免。這意味著權力必須受制衡，判斷必須可被質疑，自省不可宣告終結。缺失此層約束，任何理想皆可能迅速蛻變為「正義性暴力」的起點。其二，對彼不預設全汙，旨在阻斷他者去人化。它不否認衝突與惡行的存在，而是拒絕將他者整體降格為純粹之惡。此項約束使懲罰止步於究責，而不滑向清除；使對抗仍保留對話的潛在空間。缺失此層屏障，共同體便只能依賴製造絕對敵人以維繫內部凝聚。其三，對行，若傷害成立則須擔責，旨在防止前兩項原則滑向軟弱的相對主義。罪責的判定標準，非依據內心陰影，而在於行為是否侵入他者世界、是否造成不可逆損害。此條確保倫理保有現實約束力，而非僅停留於情感共鳴層面。
三者缺一不可。缺失前兩項，歷史反覆上演的「正義性暴力」必將重演；缺失第三項，方為人們真正憂懼的相對主義。穩固的和平秩序，正建立於這三重自我限制之上。
於更深層哲學意涵上，此結構同時指向一個更根本的論斷，也即善非實在性概念，而為方向性概念。只要人類仍攜帶潛意識、慾望迴流及無法徹底澄明的動機，「完成的善」在結構上便不可能。誠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所闡釋，德性非一次性達致的純淨狀態，而是在反覆抉擇中形成的穩定傾向。善非「我是什麼」，而是「我不斷將自身置於何種方向」。此亦解釋了為何「擔責而不自詡純潔」的倫理，其較之「被赦免的倫理」更為穩固。前者不依賴於任何一次性淨化儀式，如若諸多宗教內部的淨化儀式，而系要求主體終身在場並持續實踐。
迴歸初始命題，自知非無瑕，知彼非全汙，絕非溫情主義的籲求，而是一種極其冷靜的文明自保機制。凡自命無瑕者，終將製造敵人；凡斷言彼方全汙者，必將導向戰爭。和平之維繫，非因惡已消弭，而在於惡無法自我豁免，亦無法被無限放大。
在一個祛魅化、趨透明的時代，聖人或終將被證偽為凡人，楷模或終將回落為有限主體。若人類仍期冀避免二十世紀災難的重演，則必須學會在祛神聖化之後重建倫理，其非依賴純潔性維繫秩序，而仰仗責任。亦非藉由他者妖魔化凝聚共同體，而依靠自我節制。此實乃現代世界所能達致的、最為現實的和平共存之根基。 （相關報導： 楊聰榮觀點：普丁談和不止戰所形成的戰爭威脅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四川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培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