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選文：臺灣從來都沒有容易過

1937年後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並沒有遇到太大阻力的心理狀況和現實情形，因為普通人不可能預知中國戰勝了，臺灣會回歸國民政府。

有次從臺北龍山寺旁邊的二手書店「莽葛拾遺」買了不少舊書出來，剛坐上計程車，正翻幾本很厚卻十分廉價的《中華文化復興論叢》，抬頭看背靠椅上的小螢幕正放公益廣告，大意是說一個社會不思進取會貽害下一代的生存，我暗想這算是對流行臺灣的「小確幸」的「大批判」麼？舊書裡還在熱火朝天地談要如何從文化上反共複國，現實裡卻已經是連「小確幸」都實現得令臺灣人都充滿警惕了，這個「穿越」來得有點陡，猛然想起十多年前在香港海洋公園第一次玩「極速之旅」。

明眼人已然看出在這個猛烈的「穿越」中，火速省略了那個讓人五味雜陳的「愛拼才會贏」階段，便是作家楊渡今年一月在北京三聯書店剛出版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一百年漂泊：臺灣的故事》（台版名叫《水田裡的媽媽》），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對此作者甚至借經濟史專家劉進慶《臺灣經濟史》的觀點——他認為臺灣經濟的起飛，是用很多工人的青春及應有權利之喪失鑄就的，類同大陸學者秦暉所說之低人權優勢——來為自己張勢助陣。劉進慶這觀點在他《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一書裡也有幾乎相同的表達，可謂一以貫之。當然不只是工人們在用青春打拼，就是由農人屢戰屢敗，卻屢敗屢戰，最終變成小企業主的父親，其座右銘「今不做，何時做？我不做，誰要做？」除了表達其個性與自由意志外，踵武時代步伐，不言而喻。

臺灣這一百年，首先是許多人在現實身份上出現的認同焦慮，連情感歸屬都出現某種難以釋懷的糾結。就像楊渡在他小說中說，祖母說自己出生時是清朝人，不久成了日本人，五十年後自己又成了中國人。沒經歷過不得已的身份變化的人，很難體會身份撕裂與認同感焦慮給自己帶來的諸般心理創傷與生活的不便。事實上，楊渡的幾位叔公的命運也因殘酷的現實而遭不同的播弄：一位被征到上海給日本人當通譯，後來日本戰敗，因逃避抓漢奸，近乎乞討才回到臺灣；一位被征到南洋為日本當軍伕，僥倖逃過美軍的打擊存活下來，卻終身痛恨日本政府坑掉他用血汗換來的軍餉；一位在台中成功領一帶給日本人養戰馬，被美軍轟炸削掉一條腿。沒過幾年，國民黨來了，美國人又成他們的朋友了。這讓對美軍曾經憎恨的叔公們，一段時期內不知所措，得有個外人難以理解的調適期。這就像文學家林文月曾記載其先輩在上海聽聞日本戰敗，像日本人一樣痛哭，過幾天才緩過勁來，說我們哭什麼啊哭，我們是戰勝國的民眾啊，因為那時他們已知道臺灣屬國民政府接管了。 （相關報導： 世界最快樂國家排名 丹麥居冠、台灣亞洲第三 ｜ 更多文章 ）

作為大陸讀者，要理解臺灣「一百年漂泊」的狀態與心理，就必須理解族群、身份認同與現實之間常出現的割裂，這是我們閱讀楊渡這本書的一把鑰匙。也就是說臺灣的現實之根，卻一直並不穩靠。為什麼呢？史籍並無明載有政權統治的時期就不說了，自從出現政權治台以來，就走馬燈似地更換，從荷蘭（含西班牙在臺灣北部的短暫統治）、明鄭、清朝、日本、蔣介石政權，每個政權的變化，他們都存在著身份焦慮、文化認同、意識形態適應等方面的難題，需要處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成為鎖定臺灣七十年走向最重要的事件，死傷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對受難者及其家人來說自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引起省籍、族群、身份、歸屬感等方面的情感糾葛與利益衝突，如此衝突甚至影響到臺灣當下轉型正義的實現。

稍有認知常識且面對現實的人，總是深知一個人的身份與認同，即便在一個大致相同的社會裡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譬如我從農家子弟成為一個知識份子，對農村以及農民的感情，比那些完全不沾泥土的人要深，但與純農村人的身份與認同，肯定又是不一樣的——何況在出現非民選的政權改易的情形下。楊渡出身在台中農家，受惠於國民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但農業作為國民黨穩定其政權重要的基石，在讓民眾受惠的同時，其實對農民也存在一定的盤剝，並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如稻穀換肥料的政策，就是壓低農產品特別是水稻價格的做法，這做法與日據時期日本人利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對甘蔗的壓價統購，有一定的相同之處。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楊渡的父親才不甘心種田，因為那是沒有盡頭也沒有前途的苦役。正因進口替代、加工出口、政府大搞經濟建設的形勢下，農村的中小企業也加入了臺灣經濟轉型的「合唱」之中。

就算是比較成功的土地改革——當然與歐美大農莊高效率與競爭能力相比，臺灣的土改從長時段來看是否成功，現在已有不同的聲音，不過從臺灣人稠地狹、資源稀缺的現實境況來看，恐怕這還算是不錯的次優選擇——楊渡也承認因所處地位與身份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評價。他非常清楚地看到臺灣土改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因由：「土地改革能夠和平完成的奧秘，其實不是別的，只是鎮壓後的恐懼噤聲。一方面是反共清鄉的大逮捕，鎮壓有反共傾向的人與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來瓦解農村革命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配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臺灣，整個局勢終於穩定下來。」這說明楊渡清醒地知道因身份不同，而對土改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曾經擁有不少土地的臺灣精英被整肅，而那些追隨國民黨的「半山」精英也借此成為得益的人。

從種田的農民變成經營企業的人，其間的艱難，在楊渡這本自傳體小說裡有非常曲折的描繪。父親好冒險好出風頭，有探險精神，不服輸的個性，使得他幹什麼都要在村裡玩第一，但吃第一個螃蟹的風險相當大。故才有那麼多受辱的經歷，乃至自己妻子因此被關進監牢裡，使家庭遭受很大的傷害與痛楚。對吃喝玩樂，除自身個性上的親近與喜好外，父親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尋得金融支持，乃至接受高利貸的盤剝，為了打開銷路而陪酒等，都是身份變化必須適應的陣痛。楊渡父母在臺灣極速轉型期所遭受的陣痛——西方花了四百年的轉型，臺灣花了四十年。大陸就更快，代價更大，轉型後遺症更為嚴重——通過他的筆，將其記錄下來，作為臺灣一個轉型比較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而得以留存史冊。 （相關報導： 世界最快樂國家排名 丹麥居冠、台灣亞洲第三 ｜ 更多文章 ）

稍具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從1949年年末開始，國共兩黨為爭奪聯合國席位而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比拼，是為使未經真正選舉的政權取得相應的統治合法性，國民黨最終因此落敗。共產黨在打壓國民黨的外交空間方面所做的多種努力，收效甚宏。使得臺灣統治者和知識精英，都感到壓力與頹喪，但在表達時卻不能洩氣，所以官方號召大家「莊敬自強」的口號適時出籠，就完全可以理解。不特此也，就連棒球賽的勝利，都成了政治凝聚力的一劑強心針，就像臺灣現在的選民政治中，依然有人利用「棒球政治」及其代言之球星王建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七十年代在日本打棒球出色的王貞治因持臺灣護照（參見鈴木洋史《王貞治·百年歸鄉》），也成為國民黨外交上被打壓的替代性支撐。直到陳水扁擔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後，還任命王貞治為他的「無任所大使」，可見棒球這項運動在臺灣的政治意義，一點都不亞於乒乓球對大陸的意義，只不過大陸民眾因資訊被封鎖而不知曉罷了。

統治臺灣不久的1897年，日本統治者將棒球引進到臺灣，逐漸成為臺灣人比較喜歡的一種體育運動，1931年由臺灣人（包括原住民）組隊才兩年的嘉農棒球隊戰勝了日本人組成的臺北商業隊，使得這項運動就更加風靡，影響臺灣甚巨。前兩年被導演馬志翔拍成臺灣熱賣的電影《kano》（電影大部分對白用日語，也許這對一些人的原有認知與固態身份是一種挑戰），就以此故事為藍本。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如黃東治、邱韋誠撰寫專書《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臺灣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來探討對原住民特別是對阿美族的影響。但在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前期，棒球並沒有受到官方的重視，只差說它是「皇民化」教育的一部分罷了。

但此一時彼一時，統治合法性需要棒球來做強心針時，統治者才不會管它是不是從日本引進來的了。這樣我們才能理解，1969年夏天台中金龍少棒隊打進美國威廉波特大賽，處在農村的三合院一大家子二三十人，夜半起來觀看比賽的情形。在中華青少年棒球隊1972年首獲世界冠軍後，郵局發行了一套四枚印有「莊敬自強」的紀念郵票，這對剛在聯合國喪失合法席位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可以給民眾帶來說法上的安慰。三獲世界冠軍後還發行了臺灣首日封及郵票，圖案分別為石油化學工業、鐵路電氣化（1977年）、桃園國際機場、南北高速公路（1978年），全是政府建設臺灣的成就。當統治合法性不是出於民選時，它作為最高的意識形態需求，就使棒球在臺灣沉寂二十年後，在七十年代與保釣運動、鄉土文學爭論乃至黨外運動的萌芽一起，成為民族意識勃興與臺灣本土權利意識高漲的多重合流。

楊渡父親因從小生活在日據時代，上學學的是日語，因家窮困只學幾年就輟學了。他能講閩南語，但閱讀只能看簡單的日文書。他幾位叔叔都因被征參與日軍的活動，而生活受很大的影響，幸好在他十五時日本就戰敗了。但從小受的日本教育，在電影與音樂上對他影響很大，經常不自覺地唱出不少包括日本民謠在內的歌曲，而演歌中那種抒發情緒愁悶的內容，更常使他曲不離口。一個從小學了幾年日語的農村人，在國民政府來台只准使用漢文後，其閱讀能力堪稱文盲。其生存格外的艱難，我們可以揣摩，卻不一定真能理解那種滄桑之變在他內心的感受。直到幾十年後的九十年代，他與自己的兒子討論「臺灣的悲哀」時，才吐露自己在日據時期與國民黨解嚴之前，同樣是二等公民的屈辱。那種不知何時天亮的內心煎熬與壓抑，哪是語言能形容得出來的？ （相關報導： 世界最快樂國家排名 丹麥居冠、台灣亞洲第三 ｜ 更多文章 ）

幸運的是，楊渡父親搭上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的「便車」，雖然他幾次被從「車」上擠下來，摔得個鼻青臉腫，但他不服輸的韌勁，終於得到了苦盡甘來的回報。吊詭的是，他能在商業洪流中起死回生，其中最重要的「救命稻草」便是他小學所學的那幾年日語。他到日本買日語教材與字典，回來向人請教，終於在沒辦法買下日本人專利的情形下——因日方索價太昂，要求過苛——通過自己的摸索，找到了解決鍋爐節約能源的核心技術，從而使自己在臺灣鍋爐行業，擁有一席較為有利的位置。你說像這樣的時刻，他就是愛情不自禁地唱起演歌，你有什麼感到意外的呢？

當我們讀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聽羅大佑唱同名曲時——羅作此曲並演唱之，遭受頗多阻力，因為國民黨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挑戰，還是蔣勳想了個「致東南亞難民」，通過身份的移位與權利的落空，才使影射不致著實——我們多少人能將自己置換進去而理解他們內心的「漂泊無依」呢？這就像楊渡談大陸抗戰，大家都覺得註定是要贏的，只是時間長短而已，而臺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幾十年了，哪裡能有這樣的期待啊。臺灣在1915年噍吧年事件後，武裝反抗幾乎絕跡（霧社事件個例而普遍情形），所以才有知識精英與士紳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做民族意識之啟蒙，就算有點對抗性質的由簡吉、李應章等所組成的臺灣農民組合，與此前的武裝反抗相比，不少也只是在法律框架範圍內解決問題。這也是1937年後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並沒有遇到太大阻力的心理狀況和現實情形，因為普通人不可能預知中國戰勝了，臺灣會回歸國民政府。正因如此，一旦國民政府來台接管，引致民眾極大的期待，可是「二二八事件」，及以後漫長的戒嚴，對他們的煎熬，恐怕也不是那些覺得臺灣有今天的局面，是很輕鬆得來的中國民眾所能體會的。

我們常常習慣在大陸、臺灣找許多相同之處，這視角自然有其意義，甚至在大陸這邊還具備天然的政治正確。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愛思考的人，你往往要看雙方的差異何在，是因什麼原由而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已經影響到互相之間的溝通。比如我們通常認為外省人和眷村長大的一代，就天然地是統派，但若你讀過外省籍學者田欣的《臺灣，我唯一的祖國》，你就會知道人是多樣的複雜的，思想並不天然統一到你想像的那個群體中。這就像楊渡這樣早已算是臺灣「土著」的人，卻有對渡海到台的文化傳道者的真誠感念一樣，這正是臺灣的魅力之所在。這方面的分析我認為還是法國學者高格孚的《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比較高明。換言之，等我們大陸人能有一種不急於下政治正確的斷語，能就別人的處境與人生的艱難，有一種感同身受的體會後，就不會輕易被一堆主義與抽象的政治觀念所捆綁。

想起母親為躲避員警抓捕，將身子側躺在矮秧苗的水田裡，狼狽而屈辱，這真實的細節令人難受而動容，作為親歷母親受難的兒子，數十年後寫一部家族及臺灣轉型的自傳體小說，自然要用「水田裡的媽媽」來名之。當楊渡到監獄探視母親未果，十四歲的他在回來的路上被那種此前就已經發酵的不公平感深深攫住了，難以釋懷。但我們只有看清他這種難以釋懷，才能更加明瞭楊渡成長為今天這樣的作家，有比較強勁的道義感，可謂其來有自。 （相關報導： 世界最快樂國家排名 丹麥居冠、台灣亞洲第三 ｜ 更多文章 ）

幾年前我在《南方週末》讀到楊渡談到他初中即開始讀禁書的經歷，不由得心生羡慕之情。我比他小七歲，一樣在農村艱難長大，但到上大學之前根本就沒讀過課外書，更不用說有機會接觸禁書了。1949年隨國民黨到臺灣的軍公教人員中，有不少知識精英，其學問與見識都不錯。但因臺灣地方狹小，大學不多，研究機構更是稀少，故不少知識份子，只有分散到各縣乃至到鄉村教書，這對農村孩子來說無疑是個福音，楊渡就是這樣的幸運者。後來他把這樣的感念與靈魂孕育撰寫成一本《暗夜裡的傳燈人》，既寫了渡海到台的文化傳播者，又寫他閱讀各種禁書的經歷，同時紀念那些曾經坐牢的人，給他的精神滋養。

正是這樣的經歷，使得楊渡在二十幾歲在研究所畢業當記者時——在某種意義上看，從其畢業論文《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就已經預示了他未來的寫作方向——就特別注意包括黨外力量在內的民間力量的興起。不僅參加黨外雜誌《大地生活》的採訪與編輯工作，而且將這樣的經歷寫成《民間的力量》一書。後來他陸續撰寫的《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臺灣農民運動》、《紅雲：嚴秀峰傳》，就延續了他早年熟讀陳映真小說後所夢想的「建立一座貧民醫院、收容所」的想法。即自己無力直接完成這樣的事業，但要在精神上弘揚與接續這樣的事業，這正是他特別在意公平，注重臺灣真正的左翼人物的原因。

研究戲劇雖然是楊渡的專業，但他卻選擇新聞記者作為他第一份職業，這個職業既能滿足他業餘寫作的愛好，又能達成他對社會公正、言論自由的具體追求，故他參加了不少與環保有關的抗爭運動，同時也參與了不受國民黨待見的對其黑暗之揭露，使得家人在解嚴前為他擔憂不已。《水田裡的媽媽》一書在我看來，是楊渡多重身份的結合體，作品既是家族史，也是臺灣社會百年來轉型之思；在歷史事件上滿足了史實的嚴謹，在對話上亦有小說家的想像與幽默，記敘事情上還有新聞記者的著實。我一開始讀他的書就斷定他有記日記的習慣，後來在書裡即發現了此點，同時也面詢他本人，得以證實我的這個猜測。因為新聞是即將成為歷史的事件，而歷史不少也是過去的新聞。

新聞記者的素養，與作家的想像之間，不少時候在書中是融洽的，但也難免在這過程中，議論稍多，而使得從傳統意義上來看楊渡這小說，在形塑人物時，或有齟齬扞格之處。二十世紀小說寫作中，故意模糊文體疆界的，當屬博爾赫斯這樣的遊戲者莫屬。而玩複調小說，應數陀斯陀耶夫斯基為最。楊渡這自傳體小說兼學二者的一些特點，但並不相同。即他不像博爾赫斯那樣真真假假，玩「博爾赫斯談博爾赫斯」，因為他寫的歷史皆斑斑可考，家族事務近乎實錄；也不像陀氏及後世追隨者那樣玩敘述人稱的頻繁轉換，因為整部書他皆運用全知全能似的第一人稱敘述。但他每章第一節皆以父親的生病住院為由頭，而後全是敘述、議論家族與社會歷史，形成現實與歷史的交錯、家族與社會的疊合，造成另一種意義上的「複調」之感，亦複有小說家卡波特《冷血》之新新聞主義寫作意味。 （相關報導： 世界最快樂國家排名 丹麥居冠、台灣亞洲第三 ｜ 更多文章 ）

我老家渝東南與湘西一帶趕屍之神秘不少人都應該不陌生，我本人也在小時候經歷過一些靈異之事。但到臺灣旅遊，和讀楊渡這本書，最特別的感受是，民間信仰在他們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比較大。臺灣的民間信仰之多元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目下有學者統計多達二十八種。似乎任何人只要你願意，都可以修一個廟宇來敬拜，有的甚至好像是民宅兼廟宇，這當然是49年後大陸人不曾有過的經驗。所以楊渡的書裡關於民間信仰的章節占了較多篇幅，從外祖父的通靈，到父親的後半生致力於修繕當地最好的媽祖廟，再到家中的祖先崇拜，看上去人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官方的意識形態之管轄，民眾形成了生活及心靈上的某種自治。但到處都是神明，泛神論就開啟了通往無神論的便捷之門。這當然不是臺灣所獨有，而是漢文化裡缺少這樣的思考，似乎很少人思慮到這一層。這就像「六億神州盡舜堯」，將「舜堯」泛化後，從道德高標到一錢不值，就會順理成章。

在父親病危時匆忙趕回來，母親說辛苦你們四個孩子了。妹妹接話，咱們爸媽真會生，四個孩子都是五腳狗，到世界各地去打拼。倘使僅如小說中的妹妹所言，那麼這只是家族「基因」，一定會只停留於家族故事。而「我」則說「咱臺灣人，漂浪四海，漂泊百年」，就成了一個臺灣的現實理遭遇，以及著名的尤利西斯隱喻了。臺灣小說家駱以軍《大叔眼中的小確幸》開篇即引用袁宏道《雨後遊六橋記》裡「落花積地寸余，遊人少，翻以為快」，沒有人認為他是小確幸，進而提及阮藉、嵇康、周作人，都沒有認為他們是小確幸。他說他也不知為什麼臺灣年輕人這樣玩，就算是小確幸了。當然他在文章中替那些質疑者給出了一種答案，就是小確幸也許與艱難世事及生活隔離了。

其實要說生活品質比較高，別說歐美，就是近鄰日本，也比臺灣人有更多的「小確幸」，卻很少有人說他們是「小確幸」。這也是翻譯家林少華將村上春樹的「小確幸」翻譯過來，卻只在臺灣流行，而其他華人圈並沒有太大傳播動靜的一個原因。大陸還沒達到「小確幸」的地步，有人過得相對較好，還是「小概率」，尚說不上「確幸」。但臺灣卻受制於自身的地狹人稠，資源匱乏，這倒也罷了。四百年以前的臺灣歷史記錄得不夠細，但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臺灣在被動的全球化進程中，就處於被「爭奪」的地位，這近乎它的地緣宿命。從葡萄牙之命名「福爾摩沙」，成為各方征逐的對象，以至於有不少臺灣史家說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所有統治主體，都是外來政權。

這也就意味著，臺灣目前這樣的平靜生活，確屬抓得住的微小而可以確定的幸福，但其能長久與否，不少人依舊沒有信心。這就像日本總是有「沉沒的日本」的憂患一樣，臺灣人也有幸福還不夠確信能否長久的憂慮。從這個意義上講，臺灣從來都沒有容易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有很多困難必須克服，不管藍綠選戰與政爭看上去如何猛烈，但我認為任何一個執政黨對臺灣的經濟情形及就業形勢，都不能視而不見。這就是真正民選之緊箍咒，給執政者帶來的現實壓力。但現實的經濟政策與政治又是緊密掛鉤的，就像支持與反對服貿，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沒有非黑即白這樣簡省的事可供撿便宜。

1974年臺灣第12屆十大傑出青年、殘障人士鄭豐喜在其去世前撰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汪洋中的一條破船》，在報刊連載，引起不小的轟動。據說後來蔣經國很關心，建議將「破」字去掉，1978年出版時果然改為《汪洋中的一條船》。領導人的舉止無小事，任何細節都可能被過度闡釋，何況大陸這邊還有虎視緊盯的對手，哪能對此不置一詞呢？請看同時期大陸對台宣傳的一篇文章《笑談反動小丑蔣經國》是怎麼來說這事兒的：

「不久前，臺灣有一個姓鄭的青年寫了一本名為《汪洋中的破船》的書。在這本書中，作者僅僅是敘述自己的遭遇，沒有其他意圖。然而，蔣經國卻疑神疑鬼，諱莫如深，對『破』字十分反感，於是強令作者把這本書的名稱改為《汪洋中的一條船》。」（見廣州軍區政治部聯絡部1978年6月編印的《揭蔣評論》p.23）

後來《汪洋中的一條船》被拍成電影、電視劇，影響很大，同名歌曲也比較流行。蔣經國疑神疑鬼否，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上文所引並非全是空穴來風，因為彼時蔣經國正受諸多困擾，正在提倡「莊敬自強」，就像此前把台鐵命名為莒光號、自強號、復興號，有討口彩的意味，更有意識形態的嚴肅，將「破」字拿掉亦可作如是觀。鄭豐喜用「汪洋中的一條破船」來形容自己努力的不易與艱辛，但我覺得把「破」字拿掉，來形容這幾百年來臺灣的歷史與現實，卻也是恰當的。作為汪洋中的一條船，既是臺灣自然地理的現實，亦是地緣政治的宿命，更是經濟全球化必須面對的困境。漂泊了一百年的臺灣，只有到了不把「小確幸」，當成一種難得的追求時，那時或許有穩妥停靠的資本了。 （相關報導： 世界最快樂國家排名 丹麥居冠、台灣亞洲第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媒體人，著有《沉屙：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像唐詩一樣生活》《給你愛的人以自由》《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從成史的偏旁進入成都》等十幾種書。現供職於某刊。（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