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過一段民國史包括北洋史，印象最深的一個詞，是所謂「函電交馳」。那函電大致類似今天的微信微博，即屬於傳統的社交媒體，只不過普通人玩不起：成本太高，高到每個字的費用可能跟今天一個月的網費不相上下的程度。敢於「函電交馳」者，當然都是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的精英階層，軍頭、政客而外，大抵是學者紳商者流。
之所以提到這個詞，是我剛讀了徽州地名之爭的系列報導。徽州這個古地名早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黃山市」。雋永的古地名被土鼈的新地名取代，此非第一例，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例。讀了相關報導，一個聯想本能地浮上腦際：這要是發生在民初及北洋時代，該是怎樣一番「函電交馳」的盛況啊。那時每遇公共事件，各界動輒「函電交馳」，商會、同鄉會等等社會組織，及各界大佬，莫不奮勇爭先，該出手時就出手。他們當然沒有今天聽證會、行政訴訟、政府資訊公開等時髦的玩意兒，但僅僅「函電交馳」一途，已足以讓亂政者灰頭土臉。
對比當年盛況，二十多年前徽州古地名消失時，徽州文化遭到權力強暴時，何其平靜也，聽不到一點點質疑的聲音。百年前國人尤其精英階層的那股血性，那份公共關懷尤其對自己故鄉的關懷，那份擔當，都到哪裡去了呢？
徽州二字，是金不換的文化地標。她不只是一些論者所稱的，是徽州人回家的路，她更是徽州人的文化血脈。她的淪亡，因而不只意味著故鄉的淪亡，更意味著文化的淪亡。而類似這種文化淪亡的悲劇，類似這種對於文化的強暴，這幾十年簡直此起彼伏。所以確實不只是一個血性問題，人們也確實見怪不怪，確實早已經麻木了。
百年前的中國精英，曾有「亡國滅種」之憂。實際上百年亡國之憂並非那麼迫切；百年「滅種」之憂即文化淪亡之憂，倒真的不是危言聳聽——捫心自問，文化上，我們還算得上中國人嗎？不僅文化上算不得中國人，文化上徽州人也不再是徽州人，沔陽人也不再是沔陽人，思茅人也不再是思茅人……。總之，我們的祖國和故鄉，同時被權力掘了墓。如果說祖國如父，故鄉如母，文化上我們幾乎父母雙亡。羅大佑有首歌《亞細亞的孤兒》，說的是台美斷交和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之後，台灣人獨立寒秋那種無助的蒼涼。用這歌名來概括文化上幾乎父母雙亡的中國人，何嘗不是異常的貼切？
文化是最終的家園，文化淪亡比國家淪亡更可怕。猶太人可以失去國家，但是不能失去文化，哪怕千年飄零，他們也極其頑強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血脈，極其頑強地捍衛著自己的文化家園。並因為對文化的固守，他們縱然沒有國家，仍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共同體，怎樣的政治力也無法分解這個共同體，並最終在政治上複國。猶太人的這一經驗告訴我們，文化救亡可能比國家救亡重要。但百年來，我們只強調後者而無視了前者，對制度決定論、政治決定論的迷信，讓我們把百年心血都只投入後者，結果非但制度問題、政治問題一誤再誤，文化上更是一敗再敗。這教訓何其慘痛也。
毛澤東平生有個最大的夢想，即是改造人，按照他自己的設計，像上帝創世那樣創造新的人類。這點上毛以為他失敗了，最後抱憾而終。但毛有所不知的是，他其實沒有完全失敗。他固然沒有做到「六億神州盡舜堯」，但「十三億人皆空心」這個目標，後來倒是意外地達成了。今天的中國是不同於普通國家之「特色中國」，與此對應，今天的中國人是不同於普通人類之「特色人類」。文化上之最大特色，則為空心——沒有中也沒有西，沒有傳統也沒有現代，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文化空心，註定倫理空心、價值空心，再無精神力量可以維繫共同體。北洋時代固然割據，但割而不裂，無論地方怎樣坐大中央怎樣弱勢。誰敢分裂國家，即為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天下共誅之。國家的統一即便不能靠政治力維繫，仍有文化力來維繫。可見那時文化力之強大。設想今天如果地方尾大不掉，中央政府絕對弱勢，還可能靠文化力來整合國家嗎？還可能割而不裂嗎？顯然絕無可能，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文化力可言，更談不上文化上的向心力。相比百年前的中國，這該是一種怎樣的倒退。
也就因此，文化重建，文化救亡，可能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議程。這一切，不妨先從地方文化做起。古地名的恢復，是一個恰當的切入點，由此可以發現地方文化，實現文化上的地方自治。並通過地方文化的發現，通過文化上的地方自治，最終崛起一個豐富多彩的多元而包容的文化中國，猶如大洋彼岸的美國。這是一個多麼美好而又多麼必要的事業呀。這事業同時也是一份責任，需要地方精英的關懷、血性與擔當。
竊以為，這也正是今天徽州地名之爭的意義所在。力爭恢復古地名的徽州人，才最徽州人，也才最中國人。他們可以說打響了地方文化重建乃至中國文化重建的第一槍。這一槍能不能引出北洋時代「函電交馳」的盛況呢？在這個據說是必須絕望的時代，我願對此抱一份淺淺的希望。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原刊作者〈笑蜀談古今〉微信號，授權轉載。 （相關報導： 笑蜀專欄：歷史不應用作政治消費的題材 ｜ 更多文章 ）
圖說：在隱密的山區，作為大麻育苗之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