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星期，利用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財政部官員的機會，我試圖透過圖表，強調幾個我國財稅面上的嚴重問題：
１、在2008年以後，政府赤字不斷擴大，每人平均負擔的國債逐年攀升；
２、受僱人員報酬佔GDP的比重不斷下滑，至2015年已達43.5%的新低點，遠遠低於美國的56.8%、日本的52.3%及韓國的50.9%；
３、另一方面，我國所得稅中「薪資所得」與「非薪資所得」的相對比重高達75% vs. 25%，「薪資所得」的納稅比重不僅遠遠高於OECD國家的48.8%，甚至高於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美國的56.3%；
４、傳統上以「最高百分之二十 vs. 最低百分之二十」（五等分位）家戶所得比之貧富差距指標過於粗略，不僅掩蓋了我國人民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殘酷真實，甚至被馬政府拿來作為政令宣傳工具（馬英九在2015年的國慶文告，公開聲稱「所得分配持續改善」、「所得差距14年來最低」）。貧富差距的變化，應該同時透過更為細緻的十等分位、二十等分位呈現分析結果。
事實上，無論是「賦稅不公」、「貧富差距惡化」還是「債留子孫」，都不是什麼新的發現，而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現實。然而，我之所以認為有必要藉由委員會的公開質詢，帶著行政官員「回顧複習」，是因為在行政機關的書面報告中，根本不敢明確點出問題的嚴重性，只是透過一些精心選擇過的數字粉飾太平。
如果願意正視問題，即使困難，至少我們還能開始著手共同努力解決；如果連誠實面對問題的勇氣都沒有，將只是不負責任地放任問題惡化。
對我而言，質詢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在讓官員難堪，那不具太高的生產性；而是希望在監督制衡行政權之餘，能夠協力探尋問題解決之道，完成必要改革，回應人民期待。也因此，我經常事先透露質詢的主題，讓行政部門作好準備，以進行實質的意見交換。
第一次面對財政部長張盛和時，我即直接請教他對馬政府於2009年調降遺產稅的看法。他的回覆是「那是公平與效率兩個價值的互易」。張部長的回答可說是對這個錯誤決策最為溫和的辯護。質詢時間已到，我無法繼續，預告下次再談。
關於馬政府調降遺贈稅的不公不義，包括朱敬一院士、曾巨威教授等在內的有識之士，已經數度為文詳細指摘，甚至連張忠謀先生都曾直言「it was a mistake」。因此，當我第二次面對張部長時，我首先請他公開回應，這些著重在「公平」面向的批判，特別是朱敬一院士所下「思考短路、推理迷茫、決策草率、官僚霸道、踐踏專業、時機錯誤、遺禍台灣的爛政策」的評論。
張部長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靜默。
那天上午，我在財委會現場聽到一位國民黨的資深委員，再次以「富人把錢留在國外的處理成本約10%，所以當初才會將稅率降到10%，讓錢回來，就可以課到稅」的說詞作為理由，試圖為馬政府當年的政策辯護。
這正是我在第二次質詢張盛和部長時，想要究明的重點：調降後，真的比較有「效率」嗎？真的有課到稅嗎？
我拿出利用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數據作成的附圖，指出在2013-2014年的遺產總額雖然躍升至超過6500億，但遺產稅的應納稅額卻一路下滑。具體而言，即使排除2010年因王永慶先生過世因素所造成較高的稅額，由2011年到2014年，儘管遺產總額提升，但應納稅額卻由2011年的224億逐年下降至2014年的129億，應納稅額佔遺產總額的比例更由2011年的3.93%下滑至2014年的1.98%。
這個改革，真的提升了「效率」的價值嗎？我想，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馬政府即將解散，而被朱敬一院士點名「降遺贈稅有功」的官員們，也早就下台了，責任的追究，似乎只能交給歷史。不過，錯誤政策留下來的惡果，仍是由我們共同承擔。
當然，這個錯誤必須由新政府收拾、必須由新國會矯正。
我相信，為了實現世代正義，我們必須停止透支下一代的未來。只有下一代有未來，台灣才能有未來。
啟動租稅改革，從重新檢討遺贈稅開始。 （相關報導： 稅改大失控 國庫失血600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時代力量執行黨主席；立法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