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憲法法庭就「辯護人於刑案羈押庭有無權閱卷」之爭議召開辯論庭，雙方激烈交鋒，法務部在反對辯護人羈押庭（包括偵查中）閱卷權的主張中，核心理據為偵查不公開原則目的之一「避免影響偵查效能」。可惜整場辯論中，未見法務部以具體、豐富的實例說明「偵查效能受影響」究竟所指為何？導致釋憲申請人有了漂亮的回擊點，主張若「偵查效能受影響」是指律師有幫忙串、滅證疑慮，則只需建立嚴格的律師倫理規範（如撤銷執照）配套制度即可解決，同時反嗆法務部「別把律師都當賊」。然而，「偵查效能受影響」難道只侷限在律師協助串、滅證的疑慮嗎？當然不是，法務部未明於此致無法強力反擊，令人扼腕。
首先，筆者要直接指出，允許辯護人在偵查中閱卷，等同於讓被告提前知悉卷證資料。蓋多數案件中的細節只有被告知道，若不允許辯護人閱卷後將卷內資料（如吸金案資金流向、會計帳冊或毒品下腳為何人等）轉知被告並相互討論，根本無從辯護，因此閱卷後將卷內資料揭露予被告是當然之理。而一旦檢察官聲押失敗（如法院裁定交保、限制住居或請回），被告未遭羈押且透過辯護人得知偵查卷內資料，就可以親自串、滅證或逃亡，毋庸辯護人冒吊銷執照風險「越俎代庖」，此時，「偵查效能」已遭破壞，而誰是那個破壞的賊?
然而，檢察官若能聲押成功使被告受羈押無從串、滅證或逃亡，或一般偵查中被告未遭聲押的情形，則限制辯護人閱卷的理由是否仍存在？
回應這個問題前須先理解，所謂「偵查效能受影響」並不單指串證、滅證之情形。很多人或許不知道，在偵查實務上，「被告自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透過被告自白或供述，檢察官可以掌握很多重要資訊。刑事訴訟法固然規定被告自白不能作為唯一證據，但被告自白或供述對檢察官而言，從來都是一個重要的「母體證據」或「證據之樹」。因為，很多案件的真相與細節，只有被告自己最清楚（尤以性侵害案件最明顯），不論被告承認或否認，其供述內容或多或少都能提供檢察官判斷被告有無犯罪的「子證據」。例如，被告向檢警坦承自己殺人，並供出藏屍地點或兇刀所在，對檢察官來說有意義的是藏屍地點與兇刀，而不（只）是被告的殺人自白。殺人自白隨時可以翻供，但屍體、兇刀的搜出卻是一個無法更改的客觀事實，這遠比被告一句自白「對，就是我幹的」還要有價值。 （相關報導： 哭訴憲法法庭 賴素如：我已經沒有未來 ｜ 更多文章 ）
而在偵查中允許閱卷權的脈絡下，被告這個「母體證據」會產生怎樣的變化？舉例來說，某A駕車搭載印尼籍賣淫女子NIKO從事性交易，遭警當場查獲，但NIKO在警詢筆錄製作完後旋遭遣返回印尼，A在不知悉NIKO已遭遣返之事，擔心自己縱然不認罪，未來仍會遭NIKO指證，心想還不如趕快認罪，並提出自己與NIKO的LINE對話紀錄，或交出自己藏匿的保險套、潤滑液，以換取法院從輕量刑。這時檢察官雖已無從透過NIKO到庭具結蒐集事證，但從A自己的認罪內容與所提供的LINE通話紀錄、保險套、潤滑液等物，即可另闢蹊徑的從此鞏固被告有意圖營利而媒介性交的犯罪事證（刑法第231條第1項）。縱A將來在審判庭改口否認，檢察官所鞏固的證據也難以撼動。但若辯護人在偵查中或羈押庭事先閱卷得知NIKO遭遣返之事並轉知被告，被告極有可能改變決定、否認犯罪，更不可能交出LINE對話紀錄等證明自己犯罪之事證。辯護人上開告知完全合法、正當，被告拒絕認罪或交付犯罪事證更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原本因檢察官以不主動透漏資訊(單純不主動告知其他偵查資訊並不構成詐欺訊問)，使被告願意自白之偵查技巧與心理戰術，在閱卷權的介入下，全然失效，失去一個讓被告自白或配合調查的極佳機會，使本案原可發顯的真實（即被告有媒介女子賣淫之行為）受到嚴重阻礙，偵查效能在此遭受破壞，而誰又是那個破壞的賊?
圖說：流感疫情蔓延，立委劉建國呼籲衛服部，正視偏鄉醫療資源不足問題。（記者陳昭宗翻攝）
本次活動參加的廠商涵蓋視覺特效、遊戲美術、數位學習、電子商務、資訊軟體等領域，多家知名廠商等精彩電影後製公司及電視遊樂器等知名遊戲美術製作商皆在本次參與廠商之列，共提供394個職缺，薪資最高上看8萬，以系統工程師、行銷企劃人員及視覺動畫設計師居多。這次在台大舉辦的就博會，仍有中山、中央、清大、台師大等學校的同學，甚至是出社會人士前來洽詢，當天共收到37份履歷，洽詢職缺以工程師、業務行銷企劃居多。其中多家數位學習領導廠商及動畫公司更提供現場面試服務，要給外地學子最豐富的一站式服務，省去千里迢迢返鄉求職的辛苦。繼台大校園徵才後，為了嘉惠中南部的學子，將接續在3月13日「2016年南區就業博覽會（成功大學）」、4月28日「2016中部地區跨校聯合徵才博覽會（僑光科大）」辦理系列活動，屆時將有更多廠商提供現場面試機會。更多：台灣好新聞：http://yam.taiwanh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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