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時代週刊》評價為「一流的歷史學家、最老派的知識份子」，一個罹患癌症和「漸凍人症」的驕傲又敏感的歷史學者，他經歷著怎樣的人生？
托尼.朱特（台譯：東尼.賈德）說，「中年危機本來就是要借由一些異樣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仍然保持著年輕的心。」有人換妻，有人換車，有人甚至換性別。在「恰當的年齡，恰當的階段（正與第二任太太鬧離婚）」，朱特也經歷著「中年常有的各種不確定性：追問這一切究竟意義何在」。為應對危機，他去學了捷克語。
偶然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捷克語把朱特帶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為被捷克大學開除的學生「走私」書籍，目睹了共產主義在東歐國家的發展，然後，他開始教授東歐歷史，「並——誠惶誠恐——書寫它」。
中年危機——捷克語——東歐——《戰後歐洲史》（台灣繁中版譯為：戰後歐洲六十年1945~2005），這條交織著偶然與必然的軌跡中，最主要的收穫不是某種生活方式的改變——離開熟悉的環境，開始新的婚姻之類，而是成就了「一個值得信賴的公共知識份子」。朱特認為他的中年危機，「根治了我身上後現代學院派方法論至上的毛病」。
「身份是一個危險的詞。」估計在朱特心裡，對「公知」（值得依賴的）的身份認同，要超過「歷史學者」。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學生，薩特、波伏娃、皮埃爾·布迪厄、雷蒙·阿隆的校友，歐洲問題學者，歷史學家……諸多個身份中，隱藏著一個最讓他困惑的身份：猶太人。
我看到一個在倫敦出生的小男孩，他的父母開著一家美髮店，他迷戀往返城鄉之間的「綠色巴士」，除了每天上學乘坐之外，還不時乘車穿越整個倫敦，「只為看到我的故鄉周遭不斷冒出樹、山和原野時所體會到的快樂。」這個男孩子曾經很討厭上學，「伊曼紐爾」是百年名校，可他不喜歡維多利亞風格建築裡無聊透了的一切。一周只有一節體育課，大部分時間用來排隊，為了取悅經常打拳而且打著很好的父親，他會一點拳擊，短跑也不錯，橄欖球打得居然比一般人好，可沒有哪項運動能激發他的興趣並讓他感覺快樂。
這大約不是一個喜歡笑的孩子。功課不錯，雖然也被教英語的班主任擰耳朵，卻相當有語言天賦，對自己的德語水準很自信——即便45年後，德語也能說得像模像樣，法語、拉丁文也不錯（當然，後來學捷克語也手到擒來）。除了「晦暗」的學校讓他壓抑之外，男生每週要接受的基本軍事訓練也令人難以忍受，而且，在一個學生超過千人的學校裡，猶太學生只有十幾個，「大家對猶太人經常受到下流、貶損的污蔑和中傷現象還不是特別反感」。
多虧國王學院，讓他擺脫了伊曼紐爾。當劍橋的老師們認為，其水準已經超過了高中畢業考試的要求，不再需要參加高級程度考試時，他徑直走進校長辦公室，宣佈自己正式輟學。 （相關報導： 感冒能喝可樂嗎？100多年前的可口可樂，要到這個地方才買得到！ ｜ 更多文章 ）
那時候，應該已經是一個年輕人了，趕上了劍橋最後的精英時代。依然無比正式的晚餐上，穿著長袍的老先生們與他們身後牆上逐漸褪色的人物肖像悄然融為一體，「無須任何人明言，我們便感到了傳承的重任」。鋪床工所堅守的老規矩已然派不上用場，憑藉實力躋身于精英階層的60年代劍橋生們，在傳統與超越，繼承與改變間小心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