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段時間，其叡用在台灣準備考試的方式準備德國的考試，卻一次又一次發現考試的題目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累積一次又一次錯誤期待給予的教訓，有一天她想懂了一件事：德國的考試，不管考的是什麼科目，基本上都不考你輕易可以查得到的東西，基本上完全不考驗你的背誦能力，耗時間、花力氣去背誦的，考卷發下來，幾乎必然證明是白費的。
德國學生不背化學元素表；德國學生不背英文生字的德文解釋；德國學生不背歷史事件發生在哪一年；德國學生也不背數學公式。他們甚至不怎麼認真學習基本運算，上課和考試時，他們可以隨時帶著計算機，不，他們被要求上課和考試時必須一直帶著計算機，任何計算機能做的，就都交給計算機去做。
到了德國，她深切感受到，在台灣當老師，真是辛苦，有時也油然生出愧疚之情，想到自己曾經給老師添過那麼多麻煩。台灣老師的工作時間、工作負擔，比德國老師多了至少一倍吧？她知道、我們都知道，台灣老師為什麼會那麼忙、那麼累，所以該問的是：德國的中學老師為何如此輕鬆？
第一，因為至少到了其叡去唸的九年級、十年級，從學校到家長到學生，沒有人認為學生的生活習慣、紀律，是老師的事。那是學生自己應該要負責的，不能推給老師來管。如果牽涉到社會集體，那麼也不會是老師要管，而是整個社會都要管。
在德國，人一方面活得很自我、很個人，但弔詭地，正因為肯定、尊重每一個人的自我決定，另一方面也就產生了對於個人責任的嚴厲評斷。在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下，一個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奇裝異服或瘋瘋癲癲，不會有人來干預，甚至有時近乎冷漠地，也沒有人會來關心。但若是牽涉到別人，牽涉到社會集體，那麼一點點脫序行為都會引來普遍的指責、制止。
最明顯的，就是開車的行為。德國人使用喇叭的方式，和台灣人很不一樣。在德國，很少聽到催促或警示性的喇叭，絕大部分的喇叭聲要表達的，都是指責。開車按喇叭是少有、嚴重的事，那是對某種不當行為表現的義憤。一般正常狀況中，德國駕駛極有耐心。
一般正常狀況中，德國駕駛在路上很專心，不太容易看到沒注意到綠燈亮起要起步的車，不容易看到換車道忘了看照後鏡的車，更不容易看到轉彎沒看行人或腳踏車的車。所以德國駕駛不會、不需要用喇叭聲來提醒、催促或警告。然而，一旦遇到有人不按照應有的規矩開車，即使跟他無關、沒有妨礙到他的行車，德國駕駛都會立即憤怒地按下喇叭。
也可以說，就是因為每個駕駛開車中都同時在監督其他人如何開車，每個駕駛開車時也都意識到被其他所有駕駛所監督，他們就不太可能脫序開車，養成了平素專注、守規開車的習慣。中學生的行為也一樣吧！兩股力量約束著他們的行為，一股是自我責任感，來自於別人長期給予的空間與尊重，讓他們早早就明白，自己做的事由自己決定，也就要由自己承擔。另一股是社會的集體「彼此自由」的強烈價值觀，如果你的行為可能妨礙、破壞別人的自由，那麼一下子每個人都回過頭來成了你的監督者。 （相關報導： 楊照專訪》楊照：教改改不好，不能只怪那個人… ｜ 更多文章 ）
這兩股力量中，不包括老師。有這兩股力量的作用，老師就不需要負責學生的行為，學生成長的過程中，也就不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與能量在反抗老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