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保密法條規定，無論是竊取國安資訊，或對未經批准的人士揭露此類資訊，都屬於重罪的範疇。當某人被發現是間諜或對記者透露機密資訊時，政府就能動用相關法條辦案。最常動用的間諜法是針對「把機密資訊從適當機構或系統不當攜出」的行為，這算輕罪，最重可被判一年有期徒刑。不過，即使是辦這種輕罪的時候，司法部也要求辦案人員備妥有力證據，好讓那些公務員當事人明白，自己處理機密資訊的行為是錯的。
針對前述第一個問題，希拉蕊處理機密資訊的方式究竟妥不妥當？答案很明顯是「不妥」。在她幾千筆電郵往返紀錄當中，有三十六筆的內容都屬於「機密」資訊；而在整整四年內，她和團隊成員透過電郵談過八次「最高機密」，談論的方式有時隱晦，有時毫不遮掩。他們雖然沒互傳機密文件，但這不是案件重點。的確，這些電郵的收件人都具備接收機密資訊的資格，也確實有必要取得這些資訊，可是他們既然具備安全人員的身分，就應該要知道，在非機密系統裡討論最高機密是違反機密文件法規的。就比例而言，這些內容在希拉蕊所有的郵件中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不管怎麼看，用這種方式討論最高機密都不妥。換句話說，一旦信件往返內容對外公開了，將有三十六筆可能對國安造成「嚴重」威脅，而有八筆可能導致「極其嚴重」的國安威脅。
因此，本案的關鍵其實在第二個問題：希拉蕊用電郵討論這些機密的時候，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是一時疏忽嗎？是有意違規嗎？我們有辦法證明她知道自己的所做所為違規嗎？
知道一個人在想什麼，還要證明這個人真的這麼想，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從著手調查開始，我心裡不斷想著前中情局長大衛．裴卓斯（David Petraeus）的事件，這也是希拉蕊案前幾個月才結案的事件。二○一一年的時候，裴卓斯把好幾本寫滿了各種最高機密的筆記本給了他的外遇對象，對方還是一名作家。這兩案不同之處在於，裴卓斯案當中，接收機敏資訊的作家並不具備相關資格，也欠缺取得機敏資訊的必要性。至於被揭露的資訊，則包括裴卓斯和歐巴馬總統針對最高機密計畫的討論紀錄。最讓人吐血的是裴卓斯自己就是中情局局長，是負責管理國家機密的人。他跟其他公務員一樣，都很清楚這樣的行為是錯的，但是，他居然還同意外遇對象拿相機拍下文件裡最關鍵的幾頁。
還有，裴卓斯明知自己的行為不對，又故意對聯邦調查局探員撒謊，企圖粉飾太平，最後這個案子的洩密證據昭然若揭，百口莫辯，裴卓斯的過失情節也比希拉蕊更重大。
但是，但是，司法部雖見當事人公然說謊，竟然接受對方認罪協商，只以輕罪起訴。二○一五年四月，裴卓斯認罪，同意支付四萬美元罰鍰，然後兩年緩刑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