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司法部的律師緊張起來了。他們會這麼緊張，原因倒是不難理解，因為希拉蕊的律師用來瀏覽郵件內容的筆電，裡頭還存了其他客戶的資料。要是我們搜索了筆電內容，可能會侵犯律師和客戶之間的保密特權，也可能侵犯律師工作內容保護的權益。
這時候，受影響的客戶不只是希拉蕊，還有其他和本案無關的客戶。希拉蕊的律師貝絲．威爾金森（Beth Wilkinson）和司法部交涉的時候態度非常強硬，她說她和其他律師不可能把跟客戶來往的細節拿出來談，也不可能把筆電交給聯邦調查局搜索。總之，威爾金森宣示了她會一路抵抗到底。
我知道聯邦調查局的法律總顧問吉姆．貝克（Jim Baker）認識威爾金森，所以我希望他能找她談一下，表示調查局非拿到筆電不可。貝克真的找威爾金森談了，對方也立刻知會司法部律師，告訴他們聯邦調查局的人瞞著司法部採取行動。就這樣，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裡面律師的關係就變僵了。
我們當時的處境真的是進退兩難。要是聯邦調查局沒有全力釐清希拉蕊的律師是怎麼篩選、刪除郵件的，我們實在不能告訴國人我們已經盡本分做完調查了。雖然這樣的調查方向會把律師扯進來，但我們一點都不在乎，因為在還沒查完筆電、還沒約談完這些律師之前，我是無法接受就這樣結案的，完全無法。希拉蕊想繼續被調查好幾年，那我就成全她。
我們的主張雖然有力，但好一陣子之後，筆電依然連個影子都沒有。我們這時發現，調查恐怕得拖到夏天，甚至拖到全國政黨代表大會結束，也就是政黨正式提名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到了五月，我跟莎莉．葉慈說調查已經拖太久了。當時再過幾週就要召開政黨代表大會，也接近我推薦特別檢察官人選的日子。推薦特別檢察官是以前的聯邦調局局長偶爾會做的事，最廣為人知的一次，就是前局長路易．弗利（Louis Freeh）用推薦函建議司法部長指派一位特別檢察官調查柯林頓總統的募款活動。我對葉慈表示，要是司法部再這樣拖下去，到時候一結案，人民對檢調的信任肯定會盪到谷底。因此，我們得指派一位不受政治勢力干涉的檢察官來查案才行。我說，我不知道我哪一天會正式做出推薦，但只要我們再拿不到筆電，這天就離我們不遠了。
這些話，葉慈聽進去了。我不知道她後來做了什麼，不過很快地，我們的年中專案團隊就感覺到司法部的律師們都活了過來，死都要把筆電弄到手才甘心。過了一兩週，條件就談成了－我們得到了我們要的筆電，我們也可以約談希拉蕊那邊使用這些筆電篩選郵件的律師。我不知道司法部是怎麼說服私人律師乖乖就範的，因為聯邦調查局完全沒插手。總之，我們要到了想要的東西，調查了一番之後發現，裡頭的內容對辦案方向沒什麼影響。話雖如此，我總算是放下了心中的大石，覺得調查功德圓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