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探究當初立法者的本意，就會發現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法條預期中的適用範圍只包括「明知故犯（willful）」的行為，也就是受惡意（bad intent）驅使的行為。國會議員當年表決法案時，也非常仔細地拿捏適用範圍，避免對單純粗心的行為科處重罪。據說從一九一七年至今，被司法部以該法條起訴的人就只有一個－某個瀆職行徑遠比嚴重疏忽更要不得的聯邦調查局探員，而且從來沒人被這條定罪過。一想到這些，我就越來越覺得不能用這條來處理希拉蕊電郵案。如果再考慮舊法條的用字遣詞，聲明稿裡的「嚴重疏忽」這四個字更顯得格格不入，還容易被人誤解。於是，我要求調查團隊再找其他更精準的詞，來描述希拉蕊的所做所為。看過幾個版本的聲明稿之後，我決定用「極度大意」（extremely careless）這幾個字來表達。我擬好聲明稿以後，請資深調查局人員幫忙過目，同時麻煩他們思考三件事：聲明稿裡列出的事實是否準確、是否有政策或其他限制導致我們無法發出此份聲明、如何以適當的方式發佈此份聲明。我覺得，我們最多只能做到這樣了。我對局裡的人說，我還沒做出最後的決定，但我們現在可以透過這份稿子討論決策方向：如果照法律走，可能會產生哪些局面？哪些做法才合理？如果我們決定發表公開聲明，要怎麼做才好？和司法部長共同發表嗎？還是寫成書面報告呈給國會？調查局獨自發表聲明？以上這些事，我想和大家一起討論。
對於這些問題，聯邦調查局的主管們想了又想，吵了又吵，又拼命在草稿上做筆記，連作夢都在想這件事。我很想聽聽其他人的意見，而且越多越好，但有個狀況絕對是例外：我不想讓司法部知道我們在忙什麼，因為我想維護本局的獨立。聯邦調查局如果想展現自身的獨立性，最激烈的手段是不理會司法部，自己單獨發表調查聲明就好了。我不確定這樣做合不合理，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這樣很扯，但要是我們把局裡的想法告訴司法部的人，恐怕就不能玩沙盤推演了。他們可能還會下令要我停止想東想西，我可能也得聽令照辦，就像我當時配合部長指示，改使用「事情」這個詞一樣。所以，我們選擇只在局裡交流意見。於是我們一面討論，調查也一面進入了最終階段－約談希拉蕊。
就在這個時候，調查進度卻被耽擱了。國務院要求希拉蕊交出和業務相關的郵件，希拉蕊也在思考自己要交出哪些郵件。這件事不但大幅影響調查，更是輿論熱議的焦點之一。根據她個人的說法，國務院在二○一四年底向她索取郵件時，她的私人伺服器上大概存了六千封電郵。她的私人律師看過每一封的內容之後，交出了差不多一半的郵件，剩下的全部刪了。面對這種自行篩汰文件的舉動，不管是我還是局裡相關成員，都覺得非進一步調查不可，否則整個調查案就會公信力盡失。他們可以拋出各種說詞，但我們不會隨便相信。我們需要知道他們的律師是根據哪些標準處理郵件的，我們也想看看他們用了哪些設備，這樣我們的專家才有跡可循，能撈回被刪除的郵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