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繭房與輿論狂歡交織之下，近年掀起一股濁流：一些人恨屋及烏，把自己對利維坦的仇恨擴大為對整個民族的仇恨。其仇恨言論體現於多方面，要點則是指控Party和people其實同類，不過在朝在野的角色互換。進而斷言十四億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所有人都是共犯。
這已經不是批判，而是審判了。這種基於道德絕對主義對十四億人無差別的道德審判，無異于道德恐怖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極權，一種以正義之名實施的認知暴力。
一、認知暴力：以十四億人為道德人質這種審判邏輯與極權意識形態有著隱秘關聯。《1984》中的」雙重思想」要求個體同時接受矛盾的真相；類似地，道德極權通過」全民共謀」的敘事，將普通民眾與權力深度捆綁，既模糊了權力主體的實際責任（轉移矛盾焦點），又為批判家賦予虛幻的道德優越感。這種看似激進的敘事，實則掩蓋了真正的結構性問題，凸顯泛道德化批判可能淪為權力結構同謀的吊詭。
將整個民族作為」犯罪共同體」綁上道德刑場，對其宣判道德上的死刑，實在荒誕至極。它試圖取消個體的倫理責任，將一切罪責投射到」民族」這一抽象共同體上。然而，當下語境中的普通人面對利維坦絕對弱勢，相比三十年代德國民眾，其能動性有著顯著差異——後者在意識形態和侵略戰爭的狂熱中，尚有一定的選擇和參與空間；而前者是被制度性綁架並且被嚴密看管的人質，無告無助，他們的沉默更多是基於生存需要的被迫妥協，而非主動共謀，既是結構性暴力的承受者，又因缺乏制度性救濟而陷入道德困境。
這也就註定，」平庸之惡」的標籤在此處很難適用。然而在某些批判家眼中，受害者卻必須為綁架者承擔同等罪責。這不僅顛倒了正義的基本邏輯，更是對正義本義的褻瀆。
二、悖論：用母語書寫文化自殺宣言這本質上是理性的潰敗：通過抽象化、符號化的操作，將複雜的社會肌理壓縮為」全民共謀」的單一敘事。一切細節被抹去，一切差異被遮蔽。十四億人被簡化為十四億個暴君——正如孩童用放大鏡灼燒螞蟻，某些批判家沉迷於這種降維打擊帶來的快感，卻對現實中普通民眾的生存困境視而不見。
更令人錯愕的是，這些批判家，往往自身就是被審判的民族中的一員。他們在激烈地全盤否定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並無法擺脫母語及其深層思維的影響。卻努力撇清自己，以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自我標榜，把整個民族視作“他者”，仿佛自己從未歸屬其中。由此形成一個滑稽的悖論——用母語書寫文化自殺的宣言。
這背後的心理機制，主要是對自我身份的深度焦慮、厭棄與羞恥感。他們往往過度理想化」他者」，而將母族妖魔化，從而陷入文化自憎的極端狀態。這種極端導致雙重異化：既否定文化母體的哺育之恩，又無法真正融入」他者」的價值體系。這種精神懸浮催生出一種虛假的道德優越感，其實不過是啟蒙失敗後的自我補償——借由貶損母族來確證自我存在，令人唏噓。 （相關報導： 笑蜀專文：站在普通中國人的立場，我反對一川普無差別關稅戰 ｜ 更多文章 ）
三、理性僭越：上帝視角下的道德審判將十四億人一概而論，居高臨下地宣判眾生，這不僅是一種暴力的歸類，更是一種認知上的傲慢與僭越。它自居」上帝視角」，仿佛自己是道德與歷史的終審法官，坐在審判席上寫下判詞。這種人往往自詡為」清醒者」、 」看破者」，實則陷入了一種理性上的極端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