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已過兩個月，學生重返校園，手機依舊是課堂內外的熱議焦點。教育部早在年初便預告將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並承諾於二月開學前提出草案，卻直到三月中旬才見蹤影。更令人遺憾的是，草案僅於會議現場提供紙本資料，事前毫無公開，實難令人相信教育部真有意廣納社會建言。
草案初步內容明定：上課期間禁止使用手機，並由學校或各班統一保管。整體思維仍停留在「管控」與「卸責」，談限制、不談教育，將問題核心丟給各校處理，自身則撇清責任。此舉完全忽視了教育現場工作者在面對電子設備管理時的諸多困境與無奈。
在去年底立法院舉行的公聽會中，學界普遍反映學校在手機管理上缺乏明確規範支持。多數中學早已自設「停機坪」或「養機場」，上課期間集中收取手機。然而，這類「管理」未見成效，反而催生出學生攜帶兩支手機、躲在廁所偷滑等現象，更徒增學校的管理壓力。當基層早被迫各自求生，教育部卻仍將責任下放，遲遲不建構一套完善的制度性支持。
長久以來，針對學生使用手機的問題，政策一再訴諸「管制」作為唯一手段，試圖以限制與集中保管「堵住」手機對學習的干擾。然而，手機早已深植於學生的日常生活，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於「能否帶手機」，而在於「能否正確使用手機」。
當學生學會的是規避規範，而非建立自律，這樣的管理終將淪為一場形式主義的笑話。學校明訂使用規則，學生就帶兩支；禁止使用，學生便轉而在課間或廁所偷滑。此類管理方式不僅無助於培養學生的數位素養，反而助長其應對與逃避的能力。政策的核心應該是教育，而非僅是為了維持表面秩序的權宜之計。
此外，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具有不同的發展特性與需求，規範制定理應審慎考量各階段差異，而非草率端出一套「一體適用」的大鍋菜。教育界對此早已多有建言，遺憾的是，此次草案卻幾乎未見回應。
根據今年2月刊登於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發表一項針對英國校園手機政策的研究，指出不同程度的手機管制，對中學生的心理健康與學業表現並無顯著關聯。該研究提醒我們，手機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在「管」或「不管」，而在於教育內容、心理支持與社會結構的深層因素。若教育部無法擴大視野，只停留在限制層面，恐怕終究難以真正解決問題。
學生的手機習慣，真的只是校園管理問題嗎？事實上，早在他們進入校園之前，家庭環境早已塑造其使用模式。「3C保母」現象普遍存在，許多家長為求方便，自幼即讓孩子以手機、平板為玩伴，久而久之形成長時間依賴螢幕的習慣，缺乏自律與時間管理能力。當家庭教育缺位，學校卻被賦予全部責任，問題只會日益惡化。
少子化浪潮下，教育的「消費者心態」逐漸興起，家長教養態度的轉變更加劇了責任的錯位。教養責任的「甩鍋」現象，讓親師合作機制日益瓦解，教育現場的責任不斷膨脹。在此氛圍下，教育工作者注定孤掌難鳴，而教育部自詡為「教育長官」，卻始終未見其真正承擔應有的責任。
當孩子被要求放下手機時，多少家長、教師與長官卻沉迷於螢幕無法自拔？當整個社會皆被手機綁架，卻要求學生成為唯一「不該使用手機」的群體，這樣的雙重標準真的合理嗎？誠然，有些事本就存在「大人可以、孩子不行」的合理差異，但這應依靠規範與理性說理，而非僅僅以「禁止」帶過。可惜的是，教育部目前的思維仍停留在限制與卸責，卻始終缺乏真正的教育視角。
手機問題的探討，不該侷限於校園，而應納入整體社會與家庭的共同責任。教育部應成為教育現場的堅實後盾，而不是將政策責任層層下放、最終壓在第一線教師身上。當教育部帶頭卸責，學校將壓力轉嫁教師，教師則成為代罪羔羊，如此惡性循環，只會讓教育工作者心灰意冷。
手機議題不該淪為「誰來管、怎麼管」的權責推拖遊戲。真正的教育，不應止步於築牆圍堵，而應著眼於引導與陪伴。與其一味封堵，不如有效疏導；與其強制限制，不如培養自律。這不只是學生的課題，更是全體社會的共同功課。
教育無法靠一紙禁令實現，也不該成為行政便宜行事的犧牲品。唯有回歸教育本質，從家庭、學校到社會共同承擔，方能培養出具備數位素養與自我管理能力的未來公民。教育部起步已慢，思維卻仍原地踏步。當現場早已疲於奔命，中央究竟還要落拍多久？ （相關報導： 台灣1私立名校倒閉！走過63年歲月，校友嘆：升學率亮眼、曾有千名學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