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密察
臺南北門人，曾任國史館館長、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熟稔臺灣史與日本近代史，擅長說臺灣人的故事。
陳冠妃
臺北長大的臺南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城市史與文化遺產研究。
熱鬧了一整年的「臺南４００」畫下句點之後，府城又將迎來舊城區的「府城建城３００」周年。盛大年度活動之間的空檔，特別值得我們思考：一座城市為什麼需要以特定事件的「周年」為名，舉行紀念活動？站在文化工作的角度，這些召喚歷史的紀念儀式，有哪些問題值得留心？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陳冠妃，這兩位不同世代的學者皆出身臺南，也都曾深入研究臺南在地歷史，一同討論城市的歷史紀念、書寫或展演如何可能。
Ｑ：兩位如何看待臺南４００？
吳密察（以下簡稱吳）
任何一種工作計畫，首先應釐清它的目標和策略是什麼，才可能產生執行效益。從我的角度來看，臺南４００的目標與策略或可更清晰。以我和冠妃都曾參與演講的「１６２４講堂」為例，這一系列講座雖然充實，但目標是什麼呢？假如目標是要吸引普遍群眾，那就可去檢視講座的不重複參與者有多少人次。或者，這三十場講座是要為學生們提供整年度的文化課程，那可去審視講題與內容的安排是否合宜。設定明確目標，便能夠導出相應的執行策略，效益也才會隨之產生。類似臺南４００這樣的活動，我認為都需要再想一想，有哪些關鍵績效指標（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可以被具體檢核。
此外，一項文化工作也應考慮它的成果如何能被積累、傳承。比方說，民間參與計畫是臺南４００的焦點，有很多提案者都打算架設網站，呈現某項臺南文化的主題內容。但這些網站未來應要如何成為一種能被持續利用的文化資源、產生長期效益？如果只是讓這些成果零散產出，卻缺乏組織性的、可累積的應用規劃，我認為會是很可惜的事情。
有組織、有串連，也才能達成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較可惜的是，臺南４００雖串連許多官方與民間機構共襄盛舉，但這些行動多半集中在市區。我曾以顧問身分提出建議，譬如農曆四月的「王爺生」是北門南鯤鯓地區的年度盛事，政府便可藉由臺南４００來連結這類民俗慶典，讓人潮能夠流向地方。
陳冠妃（以下簡稱陳）
追本溯源，我們或許可進一步探問：臺南４００是誕生於什麼樣的脈絡，有哪些推力促成公部門以「周年」為名義舉行這樣一場盛會？我的觀察是，逢「十」的周年紀念活動，在民間團體行之有年。當城市或國家越來越密集地舉辦這類活動，代表我們開始透過更大規模的共同體來處理公共歷史或共同記憶。但其實這些慶典、儀式，是人們主動去召喚歷史，來為當下的我們服務。
Ｑ：談到「臺南４００」，歷史研究者自然會想起一九三〇年的「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百年前的城市慶典，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借鑑或提醒？
吳： （相關報導： 料理背後的人情味，是認識城市的地圖：《府城一味／新版》選摘（1） ｜ 更多文章 ）
我當初給臺南４００的顧問意見其實也談到這件事。當時人們規劃展覽、辦講座，也整理臺南的古蹟、碑謁與種種史料，活動結束後還成立「臺灣史料館」（即今臺南市立博物館），總的來看，那是一次臺南與臺灣文史研究的創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