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亮麗的政績
30年前，中國亦如其他亞洲的開發中國家，人口眾多、人均收入低，人均資源匱乏。中國自1978年以來修正共產主義教條，進行改革開放。改革之後，保有超過30年的快速增長，改善人力資本，開放外資外貿，為私營部門創造了更好的投資環境。穩定的經濟增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天番地轉的變化。自1990至2005的15年間，中國保持了人均收入8.7%的增速，傲視全球，為改革開放亮麗的成就。
2012年，中國的全球最大規模的脫貧行動，讓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除貧困標籤，貧困者 (依世界銀行定義一日所得不及1.9美元) 比率由10.2%降至0.6%。而得到聯合國崇高的讚譽，認為當代中國的脫貧創舉「對人類減貧作出最大貢獻」，讓中國八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被視為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奇蹟，「中國方案」將成為其他國家減貧工作的樣板。
然而在世界銀行貧困定義的脫貧行動之外，由於引進市場經濟，放棄共產主義公有以及平等分配制度，貧富不均急速拉大。2020年李克強透露中國當前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僅有1000元人民幣(約台幣4500元)的貧人。
兩大房地產巨頭破產、金融及社會保險瀕危機
在拚經濟政績的風潮之下，中國地方政府慣以出讓土地來撐高房地產；其結果就是房地產翻倍飆漲，房價十年狂飆十倍，創造虛假榮景。直到2021年中國最大房企集團恆大破產，總債務高達三千億美元（約新臺幣八點四兆元），2023年在海外發展的中國房產資優生碧桂園集團，也突然面臨資金鏈斷裂。兩大房企集團的龐大貸款對中國銀行業威脅至鉅，導致國家整體經濟出現信貸緊縮，拖垮銀行與地方政府財政，購屋民眾血本無歸，影響經濟景氣。
2022年4月，河南、安徽兩省爆出「村鎮銀行擠兌危機」，弊案連環爆，銀行大股東河南新財富集團利用高收益，吸收公眾資金，涉嫌違法犯罪。經營者捲款逃跑，存戶領不到錢，受害者逾40萬人，民眾上街抗議卻慘遭不明人士毆打。由於中國龐大的銀行業約四分之一資產，由四千家村鎮銀行在內的中小型銀行持有，他們的所有權與治理結構不透明，使貪腐有機可乘，也容易受到經濟急劇放緩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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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社會爆發對醫療保險緊縮的不滿。中國14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沒有醫保個人帳戶，包括農民、農民工和其他從事低收入職業的人以及兒童，這些人必須依賴被稱為居民保險的最基本保障。由於新冠疫情花費太多，為了緊縮醫療支付，2023年初，中央政府宣布三年內對住院保險進行全面改革。武漢開展的醫保改革，自2024年2月1日起，該市退休人員的個人醫療保險福利從平均基本養老金的5%左右削減到2.5%，使參保人的個人醫保福利帳戶每月從200多元下降到80多元。把靈活就業人士當中個體戶的個人賬戶直接取消，因為他們沒有企業代繳的部分，這樣更加劇了『被剝奪感』。退休老人認為此舉損害了自身利益，因此上街抗議，要求當局把政策調回改革前。
人口迅速老齡化，老人醫療、長照、生活補助都需龐大的預算。這也是未來社會維穩不能忽視的難題。
最近中國汕尾一家公立醫院因拖欠薪資，醫師群起舉牌「我們要吃飯」抗議。武漢、大連和廣州也因政府負債，而縮減醫療給付。工商業大鎮深圳、東莞及江蘇、河南、上海、山西等地城市陸續發生「追討工資」抗爭，地方政府債務沉痾，相關抗議事件愈發頻仍。
中國政府宣稱將批准十兆人民幣作為「經濟振興計畫」，授權地方政府為不斷膨脹的債務進行再融資；歐美經濟專家評估，此舉恐難拉抬經濟，反而陷入通膨危機。
面對當下困境，復旦大學教授梁永安建議，先讓有條件的畢業生在家啃老三年，化解青年就業的社會問題。但將社會問題轉化為家庭問題，不過是挖東牆補西牆，非根本之計。中國經濟學者付鵬點出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中產階級萎縮」，靠以往槓桿刺激經濟方式已然失效。中國出現「有效需求為負」，看不到未來，中產階級全面節衣縮食，才是主因。
中國經濟現況陷入各樣危機 青年看不到未來，躺平、潤、走線逃離潮
2020年中國微博流行語「內捲」，囊括逾十億次瀏覽量。這個詞在中國的語境是指年輕人面對激烈競爭且難以突破現況，後來帶動檢討高科技行業「九九六」工時，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每週上班六天，演變成「○○七」工時，手機全日開機待命、七天無休的「內捲疲憊」。
年輕世代機會不如上一代，面對低薪、高工時、高房價的處境，日益增強的競爭壓力，沉重的挫折感和無力感，萌生「躺平」主張，宣稱「躺平即是正義」，引起熱議。「躺平」是公民不合作的消極非暴力抗爭，雖不如罷工或怠工那般激烈，參與者的風險不大，卻能產生蝴蝶效應。清華大學學生在網路開設了「摸魚學導論」，開發「摸魚軟件」，提倡青年拒絕進入勞動市場。
中國16至24歲失業率，在2023年4月到6月連續突破20%，並在6月達到21.3%最高峰。隨後官方宣布自當年8月起，暫停發布分年齡段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直到2024年1月起，調整統計方式、剔除沒有去找工作的「非勞動力」及在校生後，才恢復公布分年齡段的失業率。
此外近年也興起「潤」的風潮，這個取自英文單字RUN諧音的「潤」，其所代稱的是移民海外，是網民對中國人移民到海外各個國家的戲謔之稱。除了正式的移民之外，沒有能力只能非法移民的「走線」偷渡近年也同樣熱門，自2023年10月以來，中國人走線偷渡美國邊境者約29,000人次，是2021年的50多倍。中國逃難潮方興未艾。
走線大多從免簽的厄瓜多進入，然後前往墨西哥，穿過達連隘口進入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之間一片危險的叢林，輾轉到美國聖地亞哥以東的哈昆巴溫泉鎮，就可抵達美國國土。不過川普宣稱上任後將嚴格管制，驅離各國在美的非法移民，推估中國走線和潤移民可能轉移至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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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若對中課60%重稅、歐盟抵制中國產品，更不利中國經濟振興
美國對中國不斷祭出經濟制裁，懲罰華為侵犯智財權，要求使用美國設備和技術的外國半導體公司，須獲美國事前允許才能供貨華為。過去全球科技業「美國設計、台灣接單、中國大陸製造」模式完全被打破。歐盟也不得不配合抵制中國科技產品，甚至開始對中國產品也將採取管制或提高稅率減少輸入。
川普競選期間就喊出對中國課徵60%甚至100%關稅，外資工廠擔心受牽扯，紛紛撤資關廠，更加劇中國景氣蕭條，經濟困境。
然而究其根本，人治不民主才是中國當下問題的主因。根據《習近平與新中國》一書當中所提到的「九號文件」（二○一三年四月由中國共產黨發表〈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由於這該年發表的第九份類似通報，之後被簡稱為「九號文件」）共產黨正與在中國社會某些領域成形的西方自由價值觀進行一場激烈鬥爭。這些價值觀包括否定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新聞自由，重新評估中國歷史。將西方自由價值觀定調為對黨的原則的存在性威脅。
九號文件成了提醒黨員必須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益、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等所謂「七大危險」或「七個不講」的通報。讓中國官員與學者對自由表達意見與公共辯論的限度有了較明確的認知，舉報支持西方政治理念或批判中國政府的教授。這種嚴加思想控制，悖離民主人權的人文價值、道德底線，受限於圍牆內的自滿，已然成為中國國際化的障礙，而跳脫了國際化脈絡的觀點，所導致前述的相關經濟震盪，也與中國脫貧再造以及「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再達成中國均富的目標」，背道而馳。
事實上，中國長年以來經濟開放帶來的思想自由，已經不是一紙文件所可以箝制的，2022年悼念新疆烏魯木齊火災的南京傳媒學院發起白紙行動，蔓延至全國的大規模反對清零政策。2024年11月河南省鄭州市掀起夜騎單車風潮，最高超過20萬人響應活動，騎著共享單車到50公里外的開封市。這類沒有組織發動的非暴力抗爭，讓中國政府心慌，下令集體禁足。
長期依賴維穩手段的中國，本就密布監視器監控人民、透過網路警察檢查屏蔽言論，2022年又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將個別民眾的社會表現納入評分，最終直接與入學、就業、社會救助等掛鉤。社會信用管理的觸角，已延伸至居民生活的各領域，也出現「懲戒過頭、信用濫用」等亂象；還有些地方將上訪、招商納入信用評價，造成了負面影響。
中國再淪為貧困 必將帶來政變
戰狼文化的中國，若在高度發展後再次的淪為貧困，歸究其主因乃在獨裁政治，無法長久的洗腦管控，而當人民看不到未來，社會陷入紛亂，必將引發統治核心的政變。
這情景類似當年葉爾欽(Boris Yeltsin)的革命，當時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試圖將蘇聯改為一鬆散的邦聯，成立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改革遭遇保守勢力的反擊，副總統亞納耶夫(Yanayev)發動武裝政變軟禁戈巴契夫，遭到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的反抗，並號召全國軍民齊心抵制亞納耶夫。
葉爾欽在俄羅斯當時就以提倡「廢止共產黨員特權」，例如購物和進入名校這些工人沒能享有的待遇而深得民心。他協助戈巴契夫推動蘇聯的改革，改組蘇聯為獨立國家國協，並施壓令蘇聯共產黨宣布解散，戈巴契夫亦宣布辭去該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蘇聯共產黨正式解散。而聯盟內其他加盟國紛紛響應，離開蘇聯，紅色帝國名存實亡。蘇聯政變的歷史寫照，可為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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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反貧困聯盟召集人，本文原刊《法扶報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