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查．霍夫士達特  

知識分子競相對社會疏離的原因，很可能在於他們並不認為美國的文化問題泛屬現代社會之通病，而是美國獨一無二的病態。他們彷彿覺得其他國家中，並不存在布爾喬亞階級與前衛藝術家對立這樣的問題，也沒有失意的作家及向外流浪自我放逐的文化人。於是這種紛紛崇尚疏離的風氣，翻轉了往昔社會對於歐洲與美國的對比意象。

富比士與宏恩這些商人的生活適足以反駁托克維爾所說的「美國沒有一個階級可以像歐洲般，用『家傳』（hereditary）的財富與閒暇生活方式保留了精緻文化，同時也贊助了文學藝術。」對托克維爾言，「家傳」很重要，也因此富比士與宏恩這些人的例子無法大量複製。

在十九世紀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美國知識分子都視商業活動為智識的敵人，而商人自己也都長久接受這種論調，以致於到現在商人對智識的不友善已經被看成是自然的。當然，做生意與求知識的本質不同：二者追求的價值不同，一定會有衝突，而且智識對於任何機構或是權力機制來說都是潛在的威脅。但是這兩者的對立，卻會被一定程度的互相需要而稍加沖淡，因此也不到公開宣戰的地步。二者立場不同固然造成衝突，但是一些歷史的因素也促成二者間關係的升降。例如在美國工業化的過程中給予了商人在反智陣營中核心的角色，以致於其他的反智者都被邊緣化了。

美國社會到底有何特質，以致使得「智識」（intellect）不受歡迎？在做此檢討之前，有必要先說明通常何謂「智識」？我們要了解對一個詞語的偌大偏見前，先了解其通用之意涵是有幫助的。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氛圍與教育圈的紛擾，使得「反智」成為美國人認知自身文化時最顯明的標誌，它也驟然變成了我們習用但卻無明確定義的日常語彙，用來指涉若干負面的現象。

我對這些吹噓「自由開放的北大／台大／建中」神話，非但不齒，簡直痛恨。因為這些神話暗示了：自由開放是上頭施捨的，不是自己爭取的，同時作踐了「自由開放」的正常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