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對私部門的行動引發意料之外的影響，其中包括政治意識的覺醒。多年來，許多中國企業家對於中共濫權的態度都曖昧不明。他們的想法是，中國有缺點，但前進方向是對的。如今，抱持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的人愈來愈少。「這種翻轉已經持續好幾年了，」一位現住在國外的投資人告訴我，「我當然想念中國。但中國已經變了太多，已經不是同樣的國家了。」
我見過的每一個人都認為，只要習近平身居首位，政治掌控就不會放鬆，而他可能還會統治好幾十年（習近平的父親活到八十八歲，母親則是九十六歲。習近平和多國元首一樣，想必會有一流的醫療照顧）。
中國私部門前途黯淡，找工作的人紛紛轉求鐵飯碗：二〇二三年，一百五十萬人參加中國公務員考試，等於兩年內人數增加了一半。捧起鐵飯碗（在中國稱為「上岸」）受歡迎的程度，甚至催生出一種讓人難以置信的流行時尚。年輕人為了明志，穿起暗色西裝、風衣，甚至別上中共黨徽，人稱「廳局風」。
不到五年，中共已經讓曾經創造出稅收、工作機會、志向與全球聲譽的產業跛了腳。中共曾經有一代的黨員找到方法先實際而後意識形態。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到了習近平時代，這個原則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不管貓捉不捉老鼠，只要是紅貓，就是好貓。
一年年過去，習近平不斷撤銷鄧小平那一輩跟人民達成的承諾，也就是用個人空間換取忠誠。他先是打破與政治階級的協議，然後撕毀與商界的契約。最後，到了疫情期間，他似乎還疏遠了廣大中國人民，而他的做法才逐漸浮上檯面。
中國因應新冠疫情的做法一度備受推崇。二〇二〇年，隨著無法控制疫情蔓延，也掩蓋不了疫情最先是在武漢爆發的事實後，中共採取了「清零」方針，例如關閉邊界、實施普篩、嚴格檢疫，讓中國大部分地方恢復常態生活，而同一時間美國的學校與辦公場所還在為了維持基本運作所苦。科技公司與政府合作，蒐集大量醫療與定位資料，給每一個人配一個健康碼，有綠有黃有紅。封鎖是有限的，志願者穿起白色防護衣，替無所不在的篩檢與封控團隊出力，人們也因此親切稱呼他們為「大白」。
但時間一久，清零戰略加上操弄恐懼，就造成極大的痛苦。地方官僚擔心受罰，哪怕只是很小的爆發，結果變得僵化、沒有彈性。上海兩千五百萬居民中的大多數人被關在家裡兩個月，連食物與藥品都快見底。一位婦女的父親因為封控太久的關係，連心臟病的藥都快沒了。她告訴我：「我們沒必要去想像機器人控制我們的晦暗未來，我們現在過的就是那種日子。」市民跑到自家陽台上唱歌或者要求物資之後，有一段影片開始流傳，上海一處小區出現無人機盤旋，廣播一條反烏托邦般的指令：「控制靈魂對自由的渴望，別開窗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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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拒收一些並非染疫的病患。退休後加入上海大眾樂團的一位小提琴手陳順平，從自己公寓的窗戶一躍而下，因為苦於急性胰腺炎引發的嘔吐而得不到醫治。他留下遺言給妻子說：「我實在忍受不了胰腺炎的痛苦。」最讓人怒不可遏的，或許是篩檢陽性的父母必須與自己的嬰兒與牙牙學語的小孩分開，由政府安置孩子。去年十一月，上海等幾座城市爆發示威；抗議者舉起白紙，象徵自己所不能說的一切。數十人遭到逮捕，至今仍有人在羈押當中，人數不詳。維吾爾族大學生卡米萊．瓦依提（Kamile Wayit）把抗議影片分享到網路上，結果因「宣揚極端主義罪」獲判三年有期徒刑。等到清零政策終於結束，接下來一個月因為變化太大，獨立單位分析至少有一百萬人在幾星期內死亡；政府已不再公布火化統計資料。
疫情大起以來，民間冒出一股新的憤世嫉俗的情緒。「民眾這麼生氣，我很訝異。」上海一位娛樂業人士告訴我。他頭一次聽到有泛泛之交明白地在他面前質疑領導階層的無能，「信心就像你對宗教的那個『信』，」他說，「是一種對無形證據的信仰。」
我拜訪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他工作的地方在曲曲折折的胡同深處，是個幾乎堆滿了書的避靜所（他對電子書沒信心，畢竟電子書也會被消失）。為了騰出空間待客，他推了推凳子上的貓，然後用氣憤的口吻談起大疫。他在自己認識的人之間看出一股伏流：年紀愈大、權力愈大的人，對於封控愈是不耐。「他們都是菁英，」他說，「他們有好工作，他們有影響力，卻只能痛苦哭訴。我不禁想，要是有人先開口，或許我們能集眾人之力，說出我們不喜歡這個政策，或者這種惱人的情境。但誰都不想第一個把腦袋伸出去。」他接著說：「中國最麻煩的，就是開放的心態，也就是學習的能力，已經消停了。四十年來，我們學到東西，然後大家就認定中國無堅不摧無所不能，東升西降，中國已經是世界霸主。然後我們就不學了。但其實我們一直沒有建立有良心的社會。」
人們還在發現心裡留下的痕跡。封控結束後的幾個月，朋友吃完晚餐回家，經過一處篩檢亭。她一下子無名火起，踢了一腳。「我非常生氣，生氣這一切。」她說。碎玻璃在她腳踝上割了一道深深的口，鮮血泉湧，但比這還糟的是，她瞬間想起有監控攝影機。「我好害怕，」她告訴我，「我是不是惹禍上身了？」去醫院感覺很危險，但血流到不能置之不理。她編了個說法，說自己撞到玻璃帷幕；到了清晨，腳纏著繃帶的她一拐拐地回家，血在受傷那隻腳的鞋子上凝成硬塊。一道長長的疤從腳踝彎彎曲曲往上，那股引爆開來的怒氣留下了永久的痕跡。她說：「潛意識裡那股憤怒永遠不會消失。」最近她多半把時間用來找方法移民出去。
二０一八年，中國網路論壇出現了一個新詞：「潤學」，也就是逃跑的功夫。上海開始封城後，這種說法就興起了。騰訊表示搜尋「移民加拿大條件」的次數激增。當局相當感冒，移民管理局宣布新規定：「嚴格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但人們還是找得到門路。根據聯合國說法，去年有超過三十萬中國人離開中國，是上個十年移民速度的兩倍。有人採取極端的作法。八月，有人騎著水上摩托車，帶上多餘油料，騎了兩百多英里到南韓。根據人權團體說法，此君曾因為穿著把中國領導人稱為「習特勒」的T-shirt 而蹲了一段時間的監獄。其他人則是苦旅經過好幾個國家，期盼能抵達美國。有人利用厄瓜多旅遊免簽進入南美洲，加入人流往北，穿越達連隘口（Darién Gap）的叢林。今年夏天，美國南方邊界各州當局提出報告，顯示過去十個月紀錄在案的中國遷徙者人數達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四人，比去年增加了十三倍。
多年來，中國有錢人會說「留」的收穫比「走」更多，但許多人開始改變想法。恆理公司（Henley & Partners）是一家為富人提供投資取得居留權、公民權的顧問公司。六月，恆理的報告提到中國在二〇二二年所流失的富人淨人數為一萬零八百人，超過俄羅斯，成為全世界富裕公民移出最多的國家。去年秋天，習近平以「共同富裕」的名義，提倡「規範財富積累機制」，預計將對遺產與財產開徵新稅。「要是你屬於那百分之零點零一，就要試著出去。」這位企業家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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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逸文（Evan Osnos），曾任《芝加哥論壇報》駐北京社長，現為《紐約客》特約撰稿人，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報導。本文選自作者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八旗文化∕十週年經典回歸．2025年重新校訂版）新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