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教育》大法官vs.立法委員─英國退休大法官岑耀信給的忠告

立法與司法兩權是民主政治中的核心，但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英國退休大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在2019年Reith Lectures的論述值得參考。他主要的訊息是：不要高估了大法官，低估了國會議員；國會還是解決社會重大爭議的地方。一位退休大法官有如此的主張，值得我們省思。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廣播四台（Radio 4），從1948年起就以BBC第一任執行董事John Reith之名辦了講座，稱之為Reith Lectures。主辦單位每年通常會請一位卓有聲譽、能代表時代聲音的人士來擔任主講人。在那一年中，主講人會給四到五次的演講，偶爾也會配合主講人的背景及講演主題，搬到英國以外的地方。這個演講的第一任講者是哲學家羅素。2008北京舉辦奧運，主辦單位就請了中國史專家、已故的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Jonathan Spence）來擔任講座。Reith Lectures不僅有一時之選的講者，連參與的聽眾都有很高的水準。演講之後的問答，總能讓人感到聽眾的嚴肅、深刻與犀利。

2019年的Reith Lectures請到了英國退休大法官岑耀信擔任主講人，演講的主題是「法律與式微的政治」，一共五講。岑耀信何許人也？這個被公認絕頂聰明的人，22歲牛津大學畢業，畢業後馬上就被他所屬的學院聘用，擔任西洋中古史的教職。他教了四年書，嫌大學教師能得到的薪俸過於微薄，於是在27歲時當上了大律師（barrister，能上法庭打訴訟官司的律師），專長領域是商事法。在牛津任教時，他熱衷政治，政治立場偏向較激進的自由主義。

岑耀信是成功的商事法大律師，曾經為英國女王、許多的名人、及英國政府打過官司，讓他成為英國律師界薪水最高的其中一位。擔任全職大律師的37年後（2012），他成功地成為英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此之前，他從未擔任過全職的法官。這是英國司法史上的頭一遭。

即使在他還是全職大律師的時候，岑耀信對他有興趣的西洋中古史始終沒有忘情。他從1990年到2023年的三十年當中，陸陸續續出版了五冊的《英法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並廣受好評。

在2019年Reith Lectures的五個演講當中，岑耀信主要傳遞的訊息是：這三、四十年來，英國的一般民眾及社會精英，對政治人物及國會慢慢地失去信心，因此想要透過司法途徑或公民投票來尋求出路；但在司法與立法之間，雖然法官看起來正派、理性、獨立、有學問，司法程序看起來客觀、公正、可擺脫許多利益的糾葛，但單憑這些條件，法律並不能解決社會當中的意見、利益及立場的分歧；在民主及多元的社會中，真正能解決社會衝突，讓民主社會不至分崩離析或流於大眾暴虐（the tyranny of majority）當道的，還是得靠政治的過程及政治人物的折衝妥協。 （相關報導： 點教育》上岸？教育應是條下海的道路：一位師培生的反思 ｜ 更多文章 ）

更深入一點的說，岑耀信在那一系列的演講當中，主要關心的還是當下民主社會的發展與走向。他大致延續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健將彌爾（J.S. Mill）所在意的問題，那就是如何避免暴虐大眾對個人（或少數人）自由的任意侵犯，也就是如何避免在民主社會當中發生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他指出，民主社會往往透過兩個機制來防止大眾的暴虐，一是代議政治（representative politics），另一則是法律（the law）。

代議政治能夠讓人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在國會中透過政黨的議事運作，就重大的社會、經濟或任何其他議題，用溝通、協調、妥協及利益交換的方式，來擺平不同意見、不同利益及不同立場的衝突，找到大家都不滿意、但卻可以勉強接受的法案，然後交由行政機構來執行。法律則代表社會秩序的維持及人民權利的保障，法律透過訴訟的判決，來遂行法律的意志及法治的落實；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權利及民主的運作，另一方面節制行政機關的不當作為或不作為。

岑耀信告訴大家，在這兩個保障個人權益及維持民主社會的設計當中，以前者為重的，可稱之為政治模式（the political model），英國傳統的憲政運作就是這種模式的具體表現；以後者為重的，可稱之為司法模式（the legal model），美國的成文憲法及其運作就是這種模式的落實。

在當下，岑耀信指出，基於種種的因素，原本以國會（國會議員）為中心來維持民主社會運作或解決爭端的模式，逐漸傾向以法院（法官）為中心的模式。面對這樣的趨勢，岑耀信十分地不以為然。他認為，從民主的理念、從民主社會的維持、以及從如何解決民主社會中必然會有的爭端等角度來看，以國會為中心的政治模式，會比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模式來得高明。

岑耀信之所以如此主張的理由有下列。

第一，不可諱言，一般人對政治人物有相當大的偏見，在誰值得信任的調查當中，政治人物往往敬陪末座。但政治人物有他們的優點，他們的優點之一，在於有很強的政治敏銳度及彈性空間，為了贏得選民的支持，他們會試圖讓自己代表更多人的意見。他們的優點之二，在於他們願意溝通、精於盤算、能夠妥協、也能夠做利益的交換。在國會議事多數決的現實下，能夠通過的往往會是大家都勉強接受的法案。所以，就解決民主社會重大爭端或多元社會中必然會有的歧異而言，政治人物所在的國會與不具民意基礎的法院比較之下，有較大的成功機會。

第二，從英國與其他國家（以美國為主）憲政運作的比較來看，透過政治模式來解決的重大紛爭（如墮胎或領土分裂），通常會比較成功，其所造成的副作用也比用司法模式來得小。

第三，法院裡的法官看起來比政治人物討喜，但他們本身的代表性不足，他們代表的不是大眾，因此他們的判決往往不能平撫不贊成判決結果的那一群人。更何況，法官本人就會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帶進他們的判決當中；嚴格來說，法官的判決在基本性質上也是一種政治的表達。既然法官的判決（尤其是大法官的判決）往往是政治上的判斷，那麼他們的政治判斷為什麼就能強壓具民意基礎的政治人物的判斷呢？

第四，從對歐洲人權法庭及美國最高法院的運作紀錄來看，這些機構的法官往往都會有擴大自己權限的傾向，也往往會受到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擴權傾向，使得司法權侵犯了立法權；法官無法自立於政治意識形態之外，使得法官的實際作為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客觀、無私、中立及睿智，

岑耀信的觀點之所以值得我們參考，主要是他擔任過大法官，他對司法體系的運作有第一手的經驗，對當下英國政治也有深入的觀察。他沒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地相信大法官，反而對政治人物在國會的運作有比較大的信心。他從相當的高度來看法律與政治的關係，理論與實務兼具！

另外，若我們再想想近來我們憲法法庭的兩個判決（一個與廢死有關，另一個是國會擴權的違憲問題），它們究竟是平息了社會的爭議與不安、還是擴大了社會大眾的對立與分岐？再者，我們也可以問，這兩個判決對我們臺灣的民主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岑耀信的五個演講也許會對我們的疑問會有所助益。

最後一點。我們社會實在需要像Reith Lectures這樣的講座，不知我們的公視是否能辦出來？ （相關報導： 點教育》上岸？教育應是條下海的道路：一位師培生的反思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