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凡觀點：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國家為何失敗》的作者和前IMF高層

根據 10 月 14 日《華爾街日報》的專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國家為何失敗》的作者和前IMF高層。筆者摘譯該文章，並加入了一些後續補充訊息，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閱讀。

為什麼有些國家繁榮，而有些國家卻貧窮？要將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簡化為一句話：「制度很重要。」

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賽門．強森（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們對國家之間經濟差異的理解所做出的貢獻。

Acemoglu 出生於伊斯坦堡，Johnson 出生於英國，兩人都是 MIT 經濟學教授。Robinson 則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補充：Robinson 出生於英國，得獎的三位學者皆為移民。Robinson 目前在芝加哥大學 Harris 公共政策學院和政治系任教。）

Acemoglu 和 Robinson 共同撰寫了《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與貧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該書於 2012 年首次出版。Johnson 曾於 2007 年 3 月至 2008 年 8 月底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我感到非常高興，這是個真正的驚喜，也是非常令人驚艷的消息。」Acemoglu 說。這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基於殖民主義的歷史，以及不同國家的經歷如何影響制度，例如財產權的保護或政治決策的方式。

在過去 25 年裡，這三位學者透過一系列論文和書籍，記錄了為何一些國家（如英國、美國和日本）能夠繁榮發展，而另一些國家（如獅子山、烏茲別克和北韓）則未能如此。他們研究的核心觀點是，這些不同的結果並非由地理和文化差異驅動，而是由這些地區出現的制度差異所致。

他們的最廣泛結論是，從長期來看，民主政體更擅長帶來繁榮，儘管他們也承認威權政府能有效地開發現有資源，如天然資源或勞動力。然而，威權形式的政府通常無法創新，而創新正是民主政體的強項。

Acemoglu 在 10/14 與記者的電話會議中表示：這種威權成長是不穩定的，且無法導致創新。

Acemoglu 表示，中國近期的經濟表現是對這一廣泛結論的「挑戰」，並指出民主國家最近「正經歷一段艱難時期」。Acemoglu 同時表示：民主國家必須重新奪回更好的治理和為人民服務的高地，這是至關重要的。 （相關報導： 台灣已實現「廣納性體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專制中國難保經濟繁榮，擔憂川普破壞民主 ｜ 更多文章 ）

在《國家為何失敗》中，Acemoglu 和 Robinson 指出位於美墨邊境的 Nogales 雙城。儘管這些人基本相同，分享相同的祖先、文化、氣候，甚至相同的病菌，但生活在美國邊境亞利桑那州 Nogales 的居民，其生活水準明顯比墨西哥索諾拉州 Nogales 的居民好得多。他們認為，這些經濟差異是由管理經濟活動的制度差異造成的。

在美國，財產權較為安全，亞利桑那州 Nogales 的居民也更能影響立法。結果是，他們比生活在墨西哥 Nogales 的人富裕得多。在他們的研究中，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展示了這些「有」和「無」之間的制度差異在全球不斷重現。

他們研究的核心觀點是，成功的地方擁有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Inclus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這兩者相互支撐。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如教育系統、市場經濟和正常運作的金融體系，鼓勵一個國家人民的經濟參與。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則確保經濟權力被分享，從而創造出一個良性循環。

補充：Robinson特別在CBS 10/14的新聞中表示：南韓、臺灣、模里西斯(Mauritius)是成功的典範。

另一方面，「掠奪性」的政治和經濟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會產生不利的反饋循環，精英們攫取經濟權力，並得到國家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較不願意參與經濟活動，因為他們知道勞動的果實可能會被隨意奪走。

對 Acemoglu 來說，一個覺醒的經驗發生在他青少年時期，當時他在土耳其學習開車。由於沒有駕駛學校，他和其他沒有駕照的青少年一樣，找了一個偏僻的地方和一個會開車的人一起練習。「那天警察決定進行突擊搜查，並逮捕了一群人，」他說。「這讓我見識到了專制權力可以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不安全感、不確定性，以及可能遭受的濫權。」他在牢裡度過了那個晚上。

Acemoglu 後來前往英國讀大學，並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班。在那裡，他於 1992 年在一次研討會上第一次遇見了 Robinson，當時 Robinson 正在做演講。Robinson 回憶道：「Acemoglu 坐在第一排，幾乎反駁了我所說的每一件事。然後他參加了晚餐，我們在考文特花園的一家印度餐廳並排而坐，自那時以來我們就一直在交流。」

這些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處理了經濟學中最大的一個問題，也是其基礎問題之一：為什麼過去幾個世紀中一些國家變得極為富裕，而其他國家卻遠遠落後。

1776 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通過一本名為《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書，為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奠定了基礎。

儘管斯密和他的許多後繼者將勞動分工和貿易開放視為繁榮的關鍵決定因素，但近幾十年來，制度經濟學這一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這些諾貝爾獎得主的重要影響者，於 1993 年因其對理解制度變遷及其對經濟結果的影響所做的歷史性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

使這三位經濟學家的工作與眾不同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在探討這些問題時所使用的數據和方法。 （相關報導： 台灣已實現「廣納性體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專制中國難保經濟繁榮，擔憂川普破壞民主 ｜ 更多文章 ）

Acemoglu 於 1990 年代後期在 MIT 遇見了 Johnson，並將他介紹給 Robinson。不久後，三人開始著手理解為什麼一些前歐洲殖民地（如美國和澳大利亞）繁榮發展，而其他地方（如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卻未能如此。

他們的關鍵是找到一個變量，來解釋殖民者在不同地區建立不同制度的原因。Johnson 接下了這個任務，試圖找到這個變量。「我想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讀歷史書，查看地圖集，追隨了許多錯誤的方向，」他說。然後他找到了線索：歐洲人在不同殖民地中所經歷的死亡率差異。

這三人在 2001 年發表的論文指出，在像美國和澳大利亞這樣致命疾病較少的地方，更多殖民者定居下來，且更有可能建立包容性的制度，這些制度使他們更有動力努力工作並投資於共同繁榮。在致命疾病猖獗的地方，少數冒險定居的殖民者則集中精力在最短時間內榨取最大的回報。根據這些諾貝爾獎得主的說法，這些差異解釋了這些殖民地之間在獨立後的繁榮差異。「那是我們第一篇共同撰寫的論文，也是讓我們真正開始的論文，」Johnson 說。

他們的研究專注於貧困與繁榮的歷史根源，但 Acemoglu 表示，他相信制度在當今更加重要。他表示：如果這個獎項能讓更多人認識到建設更好的制度、建立更好的民主的重要性，我會非常高興。同時他認為：這些也是我們當前緊迫的挑戰！（延伸閱讀：華爾街日報觀點投書》A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for the ‘Inclusive’ Fre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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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凡為 APcore Global Education 創辦人、財經 Podcast「Two Money Lovers 經濟學不是萬能但有用」主持人。 （相關報導： 台灣已實現「廣納性體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專制中國難保經濟繁榮，擔憂川普破壞民主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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