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瑞琪・穆德（Ricki Mudd，中文名：吳夢婷）在中國出生，當時正值一胎化政策時代。她對幼年時期的記憶只有零星片段，但別人告訴她，有時候她會被藏在一個袋子裡。
5歲時，她被中國一家孤兒院收養，成為了中國送往海外的逾15萬名兒童之一。這些孩子大多數是女孩。在西方國家，她們代表了一胎化政策最明顯的後果之一，這項政策已於2016年結束。本月，中國政府叫停了涉外收養。
中國正努力應對一場人口危機：出生率不斷下降，且人口迅速高齡化。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經讓位於旨在鼓勵生育的新政策。但一胎化政策留下了一個後遺症，那就是缺少育齡婦女。
按照當年的政府法規，強制墮胎和絕育時有發生，因此數以百萬計的女孩未能出生，或是被藏匿起來不讓有關部門知道。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性別失衡越來越嚴重，聯合國數據顯示，2004年出生的女孩與男孩比例為100比117，而1980年為100比106。
聯合國人口基金（U.N. Population Fund）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估計，中國「消失的女孩」（即在正常情況下應該出生但實際在人口中缺失的女性）數量為2,400萬。
被送往海外的女孩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她們中很多人的經歷反映出了許多家庭萬般無奈的艱難選擇。
近年來，國際收養數量有所下降，在新冠疫情期間幾乎陷入停滯。美國國務院數據顯示，在此之前的20年裡，美國家庭收養了8萬多名中國兒童。其中超過80%是女孩。
隨著中國女孩融入美國生活，人們的看法是，她們逃離了一個不重視女孩的社會。
穆德說：「我當時確實隱約覺得，在中國，女性被認為是低人一等的。」
在穆德的親生父母找到她養父母的地址，而她也回到中國與生父母見面後，她故事的更多部分才變得清晰起來。
在中國，12歲的穆德得知當年自己的出生讓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她母親這邊的家人想留下她，但她奶奶認為她父母應把生育配額留給男孩。這種態度在中國農村尤為普遍，因為在農村，男孩被視為家族血脈的傳承者。
在賓夕法尼亞州米勒斯維爾大學（Millersville University）教授常昌富（Changfu Chang）2014年拍攝的紀錄片《承諾》（Ricki’s Promise）中，穆德描述了她的父母為躲避當局搜查如何把她藏匿起來。他們很少帶她出門，偶爾出門時會把她裝進購物袋裡。穆德3歲時，父母把她送到一個寄養家庭，但被當地官員發現後，她被送進了孤兒院。她的父親曾試圖把她接回來，但沒有成功。兩年後，她和她的養父母一起飛往西雅圖。
穆德的外祖父見到她時淚流滿面，這讓她非常感動。「他一定非常擔心我，」她說。「他真的很愛我。」
穆德和比她小兩歲的弟弟一起唱起了卡拉OK，他們高唱流行歌曲《老鼠愛大米》（I Love You Like the Mice Love Rice），由此增進了感情。
穆德18歲時第二次回到中國，她的父母為當年放棄她而道歉。她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奶奶，奶奶給她做了一頓飯。穆德的弟弟說父母更愛她而不是自己，這讓她有些難過。穆德告訴弟弟，父母只是感到內疚。臨走前，她告訴生母要對弟弟好一點。
收養的歷史
20世紀90年代，即一胎化政策實施十年後，計劃生育官員開始採取更嚴厲的打擊措施，由父母的親戚或鄰居撫養女嬰的非正式安排也受到打擊。這導致許多兒童被送往公立孤兒院，並為跨國收養打開了大門。
「中國政府從未想過把大量嬰兒送養海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榮休社會學教授懷默霆（Martin Whyte）說。「但這是他們以非常具有脅迫性的手段執行一胎化政策再疊加農村既有習俗而帶來的特定後果。」懷默霆與妻子是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批從中國領養女孩的美國人之一。
江開安（Kay Johnson）曾寫過幾本探討中國一胎化政策影響的著作，包括2004年出版的《想要女兒，需要兒子》（Wanting a Daughter, Needing a Son）。她發現，孤兒院裡的許多孩子是父母或寄養家庭送來的，這些人也想把孩子留下，但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選擇。江開安於2019年去世。
她的女兒莉莉（LiLi Johnson）是最早被海外收養的中國女孩之一，如今在諾瓦斯科細亞省哈利法克斯達爾豪希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任教授。她說，如果有平行世界，她可能會被一個中國家庭收養——「或者我根本不會被拋棄」。
當時的孤兒院資金不足，人滿為患。從海外收養組織收取的費用和捐款有助於緩解財務壓力。
母愛橋（Mothers’ Bridge of Love）聯合創始人兼作家薛欣然表示，中國的中央收養機構和地方孤兒院似乎把（海外收養）視為一種商業行為；母愛橋是一家位於倫敦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為中國被收養人提供支持。
中國民政部下屬負責處理海外收養事宜的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未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
據總部位於英國諾里奇的慈善機構關愛兒童（Care for Children）創始人Robert Glover稱，當時越來越多的公立孤兒院兒童被跨國領養，這曾令許多中國人感到不安，包括一些官員。2003年，中國相關部門聘請Glover擔任一項全國範圍項目的顧問，幫助將有需要的兒童安置到中國家庭中。
大部分收養事宜都經由美國駐廣州領事館辦理，領事館附近的白天鵝賓館（White Swan）經常住滿了來這裡了解領養子女情況的美國父母，因此這家賓館被非正式地稱為「白鸛鳥酒店」（White Stork）。
2006年，官方媒體報導了一個人口販賣團伙如何將嬰兒賣給湖南省六家孤兒院的消息，這一發現震驚了海外收養界。2007年，中國收緊了國際收養規定，收養人數開始下降。
在截至2023年9月的財政年度中，只有16名中國兒童被美國家庭收養。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在宣布停止國際收養後，中國官員告訴美國駐華外交官，該政策亦適用於所有待處理的收養申請。
平行人生
與親生父母重新建立聯繫的被收養者為數極少。孤兒院搬遷或關閉是常有的事。記錄也往往不完整，資訊對不上。
凱蒂・波勒（Kati Pohler，中文名：徐靜芝）因與她在中國的親姐姐的團聚得以一窺自己可能擁有的平行人生。她是少數有這樣機會的被收養者之一。
1995年，波勒出生在中國東部一個農村小鎮，是家裡的二女兒。她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將她遺棄於一個市場，留下一張用毛筆寫的字條。字條上寫著一段文字，其中兩句寫道「因家境貧寒和世道所迫，萬般無奈棄小女於街頭」。
現年29歲的波勒住在布拉格，是一名音樂老師，她1歲時被一對美國夫婦收養。20年後，她生父留下的字條提供了足夠的線索，使他們得以團聚。
讓波勒感動的一幕是，她的親生父母按照中國的傳統給了她一個紅包，裡面裝著現金，其中有些紙幣因為年代久遠已經不再流通。這些錢是自她出生以來，他們每年為她存下的春節紅包。這一幕也被導演常昌富拍進了2017年的紀錄片《斷橋會》（Meet Me on the Bridge）中。
她的姐姐徐曉晨說，她直到四年級才知道自己還有個妹妹。令她驚訝的是，妹妹比她個頭高。
這姐妹倆說話輕聲細語，都說自己性格內向。她們沒有責怪父母當年決定拋棄一個女兒，而是說這是那個時代的局限性導致的。
「我仍然很難理解，整整一代人竟然被如此嚴苛地對待，政府替人們做出個人選擇，」波勒說。
她不禁想知道，如果和姐姐一起在中國長大，人生會是什麼樣子。她說，她有時會懷念那部分的自己，那種本來可以有的人生。8月份時，波勒現居杭州的姐姐生了一個男嬰，她也升級成了姨媽。
波勒說，她希望中國選擇關閉國際收養計劃意味著，中國和中國民眾已經準備好照顧那些經常被社會忽視的人。
幾年前，現為一家科技公司經理的穆德曾安排弟弟與養父母同住，並在美國學習。她的弟弟後來回到了中國，現在從事電商工作。
穆德說，她覺得弟弟將她視為一個得到了很多特殊優待的人，因為相較於中國文化，美國文化對於一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那麼多的約束。
孤兒院在中國仍然存在，其中接收的大部分都是有疾病的兒童。導演常昌富說，他對孤兒院裡許多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感到憂心，因為中國社會缺乏專門為他們提供的資源。
官方數據顯示，去年，由國家照顧的兒童數量在10年內下降了73%，降至14.4萬，其中超過70%的兒童被安置在當地家庭而不是孤兒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