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遲不報復以色列，伊朗在等什麼？

2023年10月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峙持續升溫，7月底的兩起事件更讓雙方來到交戰邊緣。

首先是以黎邊境衝突。7月27日黎巴嫩真主黨疑似對戈蘭高地（以色列佔領地帶）的邁季代勒舍姆斯（Majdal Shams）發動火箭襲擊，造成12名以色列兒童與青少年死亡，以色列隨後在7月30日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Beirut），擊斃真主黨軍事指揮官及戰略部門負責人舒庫爾（Fuad Shukr）。

接著是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遇刺。7月31日，哈尼亞在德黑蘭出席伊朗新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就職儀式、會晤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之後隨即與保鑣共同遭遇暗殺，以色列雖未正式認責，卻是各方公認的幕後黑手。

而這兩起事件導致伊朗揚言報復，也將中東局勢推到了伊以大戰的邊緣。此後關於「伊朗報復」的各種風聲層出不窮。

第一波風聲發生在事件當天。例如7月31日《紐約時報》援引3位伊朗官員消息，稱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已下令直接打擊以色列，以報復哈尼亞在德黑蘭被暗殺；《華盛頓郵報》也在7月31日報導稱，哈米尼對內表示為哈尼亞之死報仇是「我們的責任」。

第二波風聲湧現在事件後幾天。8月2日，Sky News Arabia稱有「西方匿名情報來源」表示，伊朗和真主黨可能在8月12日至13日的「聖殿被毀日」（Tisha B'Av）襲擊以色列；Axios新聞網則在8月4日披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對七國集團（G7）外長表示，伊朗和真主黨可能在「未來兩到三天內」襲擊以色列；接著是拜登（Joe Biden）在5日稱，伊朗可能最快在5日或6日發動攻擊。

當然，上述日期預測隨著時間推移已被先後淘汰，但中東局勢還是沒有完全脫離緊張，近期兩個新事件又讓外界對於「伊朗是否報復」議論紛紛。

首先是立場溫和的伊朗副總統辭職。8月12日，伊朗副總統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以「對新內閣感到失望」為由，宣布辭去就任11天的戰略事務副總統職務。由於扎里夫曾在魯哈尼（Hassan Rouhani）總統時期擔任外長、參與2015年的伊核協議起草與簽署，既是伊朗改革派陣營要員，也是這次改革派新總統裴澤斯基安的政治盟友，如今選在風聲鶴唳時刻火速離職，有部分評論因此指出，這是伊朗強硬派動手前的「內部清理」，是局勢即將升溫的重要訊號。

接著是伊朗將報復行動「連動」停火談判。8月13日，路透社引述三名伊朗高級官員消息，「想阻止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就要在8月15日舉行的談判中達成停火協議」，其中一名官員還稱，如果談判失敗，或伊朗認為以色列有意拖延，伊朗將與真主黨等盟友一同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該官員沒有透露，伊朗在決定襲擊前，會給談判預留多少時間。 （相關報導： 風評：司法欲置高虹安於死地？ ｜ 更多文章 ）

平心而論，上述兩起事件或許在本質上毫無關聯，卻可以視作7月下旬情勢升溫後的間接與直接結果。而從伊朗保守派與改革派政爭、以色列與伊朗圍繞加薩展開博弈來看，兩起事件相互共振後，伊朗報復以色列的可能性依舊存在，只是這段極限拉扯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伊朗政爭：如何為哈尼亞報復是個問題

首先是各方關注的伊朗副總統辭職。

其實這件事更多來自伊朗既有的改革派、保守派之爭，即便沒有哈尼亞遇刺案，也可能在某個未來發生。只是暗殺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保守派、乃至強硬派的話語權，同時衝擊本就相對勢弱的伊朗改革派，影響新總統的人事布局，這才導致副總統就職11天便掛冠求去。但即便如此，這也不是部分評論所謂「強硬派大權獨攬」的結果，而是展現了伊朗政局的複雜性，以及哈米尼平衡各方的全局考量。

此前筆者曾在兩篇分析伊朗大選的文章《「魯哈尼奇蹟」可能發生，但魯哈尼時代很難再現》、《改革派總統上台「變天」？伊朗仍要繼續兩場沒有終點的戰爭》中預測：在哈米尼偏向保守派、總統無法顛覆1979年革命遺產的背景下，伊朗即便選出改革派總統，也只能在最高領袖允許的範圍內推動有限「變革」，而無法動搖關乎伊斯蘭革命遺產、國家戰略的大政方針，例如引起爭議的頭巾法、對於「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動員，不論新總統是否認同，恐怕都得「蕭規曹隨」。

而結果似乎也是如此。7月5日裴澤斯基安確定當選後，哈米尼隨即在6日致詞中公開表示，「希望新總統繼續前強硬派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的政策」，裴澤斯基安隨後公開應允，並在同日前往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墓前憑弔，重申自己對於1979年革命路線的效忠。7月12日，裴澤斯基安更在《德黑蘭時報》（Tehran Times）上發表英文文章「我給新世界的訊息」（My Message to the New World），表示伊朗將優先強化「周邊」（neighbors）關係、打造一個「強大區域」（strong region），這一表述被認為是要繼承萊希對外路線、繼續動員「抵抗軸心」的宣言。

當然文章也提到希望與歐洲開展建設性對話，同時批評美國「非法退出核協議」，這部分自然是裴澤斯基安的「改革派」底色展現，也就是希望通過與西方的持續談判，來讓核協議起死回生、為伊朗卸除制裁重擔。平心而論，在伊朗經濟情況惡劣、不斷引爆示威的背景下，核協議談判算是改革派為數不多、可被允許的努力方向，而這也體現在裴澤斯基安的人事規劃上：企圖重用「魯哈尼人馬」。

早在競選期間，缺乏政治根基的裴澤斯基安就極度仰仗「魯哈尼人馬」支持，例如扎里夫本人就是裴澤斯基安的重要競選顧問，魯哈尼時期的資訊與通訊技術部長賈赫羅米（Mohammad-Javad Azari Jahromi）則為選戰提供宣傳策略建議。7月5日確定勝選後，裴澤斯基安先後會見了魯哈尼政府重要成員，例如前經濟事務和財政部長阿里·泰卜尼亞（Ali Tayebnia），甚至還有魯哈尼本人。當時外界便預估，缺乏政治根基的裴澤斯基安應會在「魯哈尼人馬」的基礎上，打造自己的內閣團隊。 （相關報導： 風評：司法欲置高虹安於死地？ ｜ 更多文章 ）

果不其然，7月10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附屬媒體便報導，裴澤斯基安預計提名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擔任外交部長，後者出身外交體系，曾是魯哈尼政府的核協議談判首席代表。而扎里夫則在7月12日被裴澤斯基安正式任命為伊朗政府過渡時期指導委員會主席，負責擬議未來內閣的部長名單。整體來說，對阿拉格奇、扎里夫的重用，不只呈現新總統對於「魯哈尼人馬」的依賴，也體現裴澤斯基安希望與西方交流、打破核協議談判僵局的用意，當然也讓被壓制已久的伊朗改革派看到了希望曙光。

但政爭暗影隨即湧現。對於伊朗強硬派、保守派甚至哈米尼來說，裴澤斯基安的勝選算是「無奈的意外」：保守派總統當然是哈米尼首選，但如果不開放改革派候選人參與選舉，投票率必然再創慘澹新低，損及政權正當性；可是一旦開放改革派候選人參選，以目前伊朗民意對於經濟的不滿來看，保守派將有一定可能敗選。而結果也確實如此，即便哈米尼選前不斷批評「依附美國的政客不可能成為優秀的管理者」，也依舊沒能改變民眾的投票意向，裴澤斯基安還是蒙受幸運女神眷顧，在二輪投票後勝出。

但部分強硬派、保守派顯然對於結果非常不滿，諸如「裴澤斯基安可能不被最高領袖正式承認」的風聲不脛而走，導致部分伊朗媒體、甚至哈米尼都在政權過渡期間隱晦呼籲，不應質疑裴澤斯基安的勝選現實、也不應過度杯葛裴澤斯基安希望突破核協議僵局的努力。7月28日，大局為重的哈米尼正式批准裴澤斯基安出任伊朗新總統，同時表態願與西方進行核談判，且稱如果歐洲國家停止對於伊朗的「不良行為」（包括實施制裁），伊朗願意修復與西方的關係。

而裴澤斯基安也在同日演講中重申「希望與世界進行具建設性的有效互動」，並且任命了自己的第一副總統、辦公室主任：前者是穆罕默德·禮薩·阿里夫（Mohammad Reza Aref），曾在2001年到2005年擔任改革派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第一副總統；後者是莫森·哈吉-米爾扎伊（Mohsen Haji-Mirzaei），曾在2019年至2021年間擔任魯哈尼政府的教育部長。顯然，在哈米尼允許下，裴澤斯基安還是有任命改革派團隊的空間。

但這樣的空間似乎很快就被7月底的巨變攪亂。7月30日，裴澤斯基安在議會上宣誓就職，並在典禮期間會見眾多「抵抗軸心」領導人，包括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亞、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秘書長、胡塞武裝高級官員，同時承諾繼續支持「抵抗軸心」。結果哈尼亞隨即在31日遇刺身亡，這一事件引爆了伊朗政壇的報復聲浪，並讓強硬派與保守派獲得了巨大話語權。

7月31日，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NSC）召開緊急會議，哈米尼親自出席，上次這種陣仗還是2020年1月美國擊殺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時。接著便有三名匿名伊朗官員告訴《紐約時報》，哈米尼在會上下令「直接打擊以色列」；之後哈米尼也確實發表公開聲明，譴責以色列並且誓言報復，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同樣發出類似聲明。

接著便開始傳出裴澤斯基安與強硬派立場分歧的消息。8月9日《每日電訊報》報導，裴澤斯基安方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斯蘭革命衛隊希望直接打擊特拉維夫或其他以色列城市的軍事目標，但裴澤斯基安建議攻擊阿塞拜疆或伊拉克庫德斯坦的「以色列秘密基地」，以免引爆「全面戰爭」。平心而論，裴澤斯基安的立場完全不令人意外，因為伊以衝突必然衝擊本就艱難的核協議談判，並讓已被壓抑的改革派更沒有發揮空間。 （相關報導： 風評：司法欲置高虹安於死地？ ｜ 更多文章 ）

而在雙方分歧同時，裴澤斯基安的人事布局也開始受挫。8月4日，伊斯蘭革命衛隊顧問對外放風，稱裴澤斯基安的政府組成「將與魯哈尼政府完全不同」，以此暗示改革派與「魯哈尼人馬」無法大權獨攬。8月8日，伊斯蘭革命衛隊附屬媒體率先披露裴澤斯基安即將提名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情報部長人選：外長毫無意外是「魯哈尼人馬」阿拉格奇，防長是前空軍司令阿齊茲·納西爾扎德（Aziz Nasirzadeh），情報部長則是「萊希人馬」埃斯梅爾·哈提布（Esmaeil Khatib）。顯然，保守派與強硬派有意分食本屬「魯哈尼人馬」的內閣布局。

8月11日，裴澤斯基安正式向議會提交19名內閣部長提名，當中有雖有五名「魯哈尼人馬」，卻也有三名「萊希人馬」，前者包括外交部長、伊朗文化和伊斯蘭指導部長、文化遺產和旅遊和手工藝部長、經濟事務和財政部長、農業部長，後者則包括情報部長、司法部長、教育部長；內政部長伊斯坎達爾·莫梅尼（Eskandar Momeni）則被視作保守派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的人馬。

整體來說，改革派雖握有外交部、經濟事務與財政部兩大部門，保守派卻掌握了情報部、司法部甚至內政部。可想而知，這一結果與許多改革派精英期望的相差甚遠，或也因此成為扎里夫在8月11日辭去戰略事務副總統職務的導火線：前者聲稱名單中只有三位提名人是過渡時期指導委員會的首要推薦。

當然，這份提名也未必是哈尼亞遇刺直接導致，或許裴澤斯基安從一開始的選擇空間就相當有限。不過就算如此，這個提名結果同樣證明，改革派即便成功選上總統，還是要受保守派、強硬派的嚴重掣肘。只是從哈米尼最終批准阿拉格奇的外長提名來看，前者其實也不反對裴澤斯基安團隊耕耘核協議談判。

換句話說，作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即便如今立場偏向保守派，也不能不考慮與西方維繫互動、為核協議留一線生機的可能。而這一考量必然會與「為哈尼亞報復」產生拉扯，並也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伊朗的「自我克制」，讓所謂「誓言報復」至今未見蹤影，而是仍在政府內部反覆協調。

施壓談判：伊朗的兩手準備

接著是伊朗將報復行動「連動」8月15日開始的停火談判。基本上這一做法可能有兩重情境考量。

第一，藉著操作「戰爭邊緣策略」，迫使美國反向施壓以色列，結束在加薩的血腥屠戮。如此一來哈馬斯根基可保，伊朗更能以此宣稱「威懾成功」，所謂「誓言報復」也就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中東大戰的局面將能避免。

第二，由於衝突各方共識難尋，如果協商結果仍是再度僵持，那麼談判本身將能發揮緩衝作用，為伊朗即將進行的報復爭取協調與準備時間。例如德黑蘭可能先與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溝通，規劃報復時間、強度與打擊地點。當然如果伊朗無意走向全面戰爭，也必然要與美國、甚至以色列進行私下溝通，以免各方誤判導致衝突升級；從這個角度來說，長時間談判也能發揮輿論緩衝，讓「效果不如預期」的報復顯得不那麼「自我克制」。

平心而論，對伊朗來說，第一種情境無疑是最佳結局。這代表德黑蘭的「戰爭邊緣策略」操作成功，既威懾了美國、以色列，蓋過哈尼亞在伊朗遇襲的灰頭土臉，也讓加薩戰火暫時停歇，保住了哈馬斯的統治基礎，同時緩解「抵抗軸心」與以色列全面對峙的緊張情勢，避免這輪以巴衝突擴大為新一場中東戰爭。 （相關報導： 風評：司法欲置高虹安於死地？ ｜ 更多文章 ）

只是這個情境並不容易達成。回顧2023年11月，以哈休戰不到10天便告失敗，雙方看上去都只是藉此蓄積力量，以待日後再戰；2024年5月美國提出三階段停火協議後，各方斡旋至今都未有結果，關鍵原因便是哈馬斯與以色列的底線無法彌合。

觀察三階段停火內容，第一階段包括為期六週的暫時停火，以色列將從加薩人口稠密區撤軍，哈馬斯則將釋放部分人質來與以色列換囚，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平民將能返回家園，永久停火談判將在此階段繼續進行；第二階段是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以軍完全撤出加薩走廊，美國、埃及和卡達將繼續推動永久停火談判；第三階段涉及加薩走廊的重大重建工作，哈馬斯也將歸還人質遺體。

在哈馬斯這方，其始終希望以色列能在停火第一階段完全撤軍，並且鞏固永久停火的現實，而不是在第一階段仍保留恢復戰鬥的能力，直到第二階段才完全撤出。當然，談判過程中哈馬斯也一度軟化立場，不反對以軍僅在第一階段部分撤軍，但隨著以色列在7月31日擊殺哈尼亞、8月上旬持續空襲加薩，談判氛圍嚴重惡化，哈馬斯認為以色列根本無意永久停火，新領導人辛瓦爾（Yahya Sinwar）也因此在8月12日表示「以色列如果希望談判，就必須先停止在加薩的軍事行動」，否則哈馬斯將拒絕參與15日的談判。

而以色列則是猛烈進攻之餘、還不斷在三階段停火協議上新增條件。例如7月7日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提出的「不可談判四原則」：第一，任何協議都將允許以色列重返戰鬥，直至戰爭目標實現；第二，杜絕從加薩-埃及邊境向哈馬斯走私軍備的可能；第三，阻止「武裝恐怖分子」重返加薩走廊北部；第四，以色列將最大程度增加返還的存活人質數。

基本上前述的第一點極可能導致停火狀態在第一、二階段間反覆來回，而無法真正過渡到重建加薩的第三階段；第二、三點則促使以色列在8月談判前再提新條件：以軍將審查重返北加薩的人員身分，同時續留分隔南北加薩的內扎里姆走廊（Netzarim Corridor）與加薩埃及邊境的費城走廊（Philadelphi Corridor），而不是完全撤軍。

可想而知，這種對峙情境大幅拉升了8月15日的談判難度，哈馬斯最後雖仍派員「以非正式方式」參與，卻發出官方聲明稱「會談不太可能實現停火」，辛瓦爾更是公開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新增條件，並要求以方維持美國三階段停火的原始框架。當然，急於求成的美國、埃及、卡達已在16日發表聲明，稱會談「嚴肅且富有建設性，並在積極的氣氛中進行」，但這無法遮掩光是要進入第一階段停火、就有兩大分歧無法彌合的現實：以色列堅持要續控費城走廊，以及設立檢查站杜絕哈馬斯戰鬥人員重返北加薩。 （相關報導： 風評：司法欲置高虹安於死地？ ｜ 更多文章 ）

果不其然，卡達的多哈會談一直未有突破。8月18日一位匿名哈馬斯官員向沙烏地媒體Asharq News（الشرق للأخبار）表示，新的停火協議「完全違背哈馬斯先前要求」，當中包括：以軍將減少在費城走廊的沿線駐軍但不會完全撤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將在「以色列監督」下管理拉法過境點、以色列將監測加薩人民返回北部並穿越內扎里姆走廊的情況。哈馬斯政治局委員、發言人奧薩馬·哈姆丹（Osama Hamdan）也在18日向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表示，以色列對談判提出了「新想法」，且已無意從加薩完全撤軍。8月20日，以色列再度重申「以軍無論如何都不會撤出費城走廊」，哈馬斯則繼續拒絕接受新的停火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操作「戰爭邊緣政策」的第一情境似乎舉步維艱，伊朗顯然必須面對第二種情境：談判只是「拖時間」，德黑蘭最終還是必須報復。而觀察現實發展，施壓談判之餘，針對第一情境滑向第二情境的可能，伊朗也不是毫無準備。

8月9日至13日，伊斯蘭革命衛隊在伊朗西部克爾曼沙赫省（Kermanshah）進行軍事演習，以「加強戰備和警惕」；8月13日，伊朗常規軍（Artesh）的空軍司令哈米德·瓦赫迪（Hamid Vahedi）表示，空軍已準備好執行「任何危險任務」；8月14日，哈米尼公開表示「任何戰術撤退都會導致真主的憤怒」，並稱美國與以色列正在發動心理戰，以誇大自己「傷害伊朗的力量」；8月16日，黎巴嫩真主黨發布視頻，呈現自身軍備與隧道網絡，被認為是要展示戰鬥能力。

可以發現，伊朗在操作「戰爭邊緣政策」、施壓談判時，其實也雙管齊下做了第二手準備，也就是既釋出「談判結束前不會報復」的訊號，又同時強調伊朗「必然報復」。

例如8月18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納賽爾·卡納尼（Nasser Kanani）就表示，伊朗支持談判，且「正在等待談判將走向哪個方向以及美國是否願意結束這場戰爭」；但同日伊朗前伊斯蘭革命衛隊准將埃斯梅爾·科薩里（Esmail Kowsari）也稱，「伊朗將對哈尼亞之死做出回應」，只不過不能「倉促行動」。這種雙重聲明反映了哈米尼的複雜立場，甚至也可以跟前述的人事任命相呼應：雖堅持伊朗必須對以色列的暗殺行為進行回應，卻也暗示伊朗可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調節、甚至推遲報復。

而上述發言並非孤例。革命衛隊副司令阿里·法達維（Ali Fadavi）准將也在8月20日警告稱，伊朗「肯定」會「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對以色列進行報復；但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阿里·穆罕默德·納埃尼（Ali Mohammad Naeini）准將又在同日表示，伊朗並不急於對以色列進行報復。整體來說，不論是近日人事任命背後牽動的改革派、保守派政爭，還是將報復行動「連動」停火談判，這種不斷推遲報復、釋放雙重訊息的舉措，反映的是伊朗在恢復威懾、避免升級間的艱困平衡。

而從更大的脈絡來看，這也是美國、伊朗、以色列三方「極限拉扯」的一環：以色列認為美國不敢冒險拋棄自己、伊朗無法冒險與美軍交戰，所以敢肆無忌憚在德黑蘭進行暗殺，並且厚顏無恥破壞談判氛圍、不斷新增條件提高門檻；伊朗認為美國無法冒險重返中東泥淖，所以做出戰爭姿態，要迫使美國反向施壓以色列，促成加薩早日停火；美國則認為伊朗不敢真與以色列全面開戰，所以同樣做出備戰姿態，將航母戰鬥群部署到中東。

只是這段「極限拉扯」中，以色列明顯是較有話語權的一方，所以能讓美國為了自己四處奔走、忙得焦頭爛額，也讓伊朗為了避免美伊交戰，而不斷推遲可能會有的報復行動。如果僵局持續難解、甚至惡化，那麼這段極盡拉扯的危險盡頭，恐怕就是伊朗「落實報復」，而加薩煉獄還將持續染血。 （相關報導： 風評：司法欲置高虹安於死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