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如果一場比賽有30次射門,那麼25次應該來自美國隊。但今天並非如此。」
希瑟·奧賴利(Heather O'Reilly)作為世界排名第一、兩次世界盃得主美國隊的成員在2007年女足世界盃上對陣北韓時射入了最後一球,幫助美國隊在揭幕戰上戰平對手。
她對這一比分以及比賽過程的勢均力敵並不感到意外。她早知道這場球很艱難。
讓她感到驚訝的是終場哨響時對手的表情——相對於打平比賽帶來的積分,對手更在意機會的錯失。
「她們的肢體語言彷彿在說,『天啊,我們距離擊敗巨人只有一步之遙』。」
北韓可謂全世界最孤立的國家,一切都建立在最高領袖金正恩的偉大正確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深深懷疑之上。
儘管這裏的生活水準大大低於大多數其它國家,北韓女足卻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女子足球隊之一。
北韓青年女足的成績甚至更好。2016年,她們贏得了20歲以下女足世界盃冠軍,淘汰賽中擊敗了西班牙、美國和法國。同一年北韓17歲以下女足贏得了U17世界盃桂冠。
「2007年(對陣北韓隊)那場球很具挑戰,超級艱難,」奧賴利回憶那次面對北韓成年隊的比賽時說,「很難從她們腳下搶到球,她們充滿活力,速度很快。」
「有一大堆不確定的東西。我們能找到的關於她們的(比賽)畫面很有限。」
如今,這種神秘感是:在因興奮劑醜聞被禁賽四年之後,北韓女足還能重新崛起成為世界強隊嗎?

奧賴利和她的隊友缺乏北韓女足的視頻畫面,布裏吉特·韋爾奇(Brigitte Welch)卻沒有這種遺憾。
這位奧地利電影製作人花了5年時間跟拍北韓女足,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許可接觸到這支隊伍的球員和內部場景,並將這些內容放進了她的紀錄片《Hana, dul, sed》(北韓語倒計時一、二、三的發音)。
她說,就像北韓其它大多數事情一樣,國家對於女足運動的超級影響力源於地位最高的那個男人。
「球員們反覆告訴我,親愛的領袖金正日(金正恩的父親)個人非常支持女足。」
「當然了,她們就會把每件事都直接向領袖匯報。沒有他的指導、支持和需要,這些就不會發生。」
韋爾奇的講述沿襲了一種說法——北韓從1986年就開始關注女足運動。
那一年,在墨西哥召開的國際足聯大會上,身高僅4英尺11英寸的挪威女運動員艾倫·威爾(Ellen Wille)走上講台,發表了一場充滿憤怒的演說,這是國際足聯大會上女性的首次演講。
國際足聯重磅的年度報告中,關於女足運動的內容只有半頁,這激怒了她。
她要求國際足聯舉辦女足世界盃。深感震驚的國際足聯同意了。一種說法是,當時在場的北韓代表回到平壤時已經有了計劃。
「北韓在經濟、科學、人權和其它方面都不是最好,但這樣的國家可以在一些體育項目上領先,因為自上而下的體制可以讓她們心無旁騖,聚精會神地訓練。」
「我認為金正日對女足感興趣的說法並非完全傳說,可能他認為這是一個在世界級舞台展示自己的機會。」

北韓的計劃簡單、全面而有效。學校從低齡兒童開始建立正式訓練體系,星探被派往全國各地選材,在金字塔頂端,一所中央精英學校以及數支軍中球隊允許麾下球員受國家資助進行全職訓練。
北韓球員獲得的物質回報並非高額合同或海外機會。相對於薪金報酬,搬入首都平壤對她們來說是更大的誘惑。
很多北韓人的生活狀況堪憂。食物、醫療以及供暖資源短缺的現象很常見,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聯合國2023年的一份報告詳述了北韓拘留中心常見的強迫勞動和性暴力,該國公民會因各種反抗國家的罪名被送到那裏。
平壤就大不一樣了,這裏的生活水準和休閒設施好於其它地區。
高聳的公寓樓群、一個容納15萬人的體育場、保齡球館、百貨商店、動物園以及遊樂場,是逐漸消逝的蘇聯時代紀念主義建築構成的具體城市象徵。
韋爾奇說:「住在平壤而不是農村地區,似乎是一種特權。」
「球員從領袖那裏得到一處平壤的公寓,還能把父母帶到首都。被球隊選中對女性和全家人來說是一份職業,可以改變人生。」
進入21世紀,在英格蘭女足運動只能吸引五位數的參與者時,北韓觀眾已經能擠滿5萬人容量的體育場了。
不論觀眾是否情願, 在北韓,軍人和整座工廠的工人會被拉去當觀眾,襯托國家的賽事活動。畢竟球員都已經出名了。
「她們是明星,」韋爾奇說,「球迷知道她們,認識她們,會請她們簽名。」
「甚至還根據女足故事拍了一部肥皂劇,裏面還有虛構的麻煩——父母反對她們踢球,禁止她們戀愛,等等。」
進入國家隊還意味著可以出國。北韓人不經允許是不能出國的。
參加國際錦標賽和各種賽事,讓這些球員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很多同胞難以觸碰的世面。
「我跟拍的球員說,『這些美國人比我們高很多、壯很多,因為她們吃得飽,有我們沒有的很多東西』。但我們的意志非常強大,無人可比。」韋爾奇回憶道。
「這就是她們的成長經歷:國家榮耀高於一切,個人什麼也不是。」

2007年的女足世界盃上,北韓隊和美國隊戰平,並力壓同組的瑞典和尼日利亞出線,最後在四分之一決賽中敗於後來奪冠的德國隊。
「2007世界盃期間,我們住在同一酒店,我清楚記得曾經在電梯上碰到過北韓隊員。」奧賴利說。
「我當時想,要能跟她們交談或者打撲克什麼的,嘗試以下文化突破,會非常酷。」
「但那絕對是一閃念之間,因為她們似乎不願意多交流。可能我這樣想並不公平,但當時確實沒有笑臉或者眼神交流。她們在電梯裏就是公事公辦。」
「你會想,她們是怎麼訓練的?她們是如何備賽的?她們什麼時候開始從事這項運動?我總是對她們背後的故事感到好奇。」
北韓競逐2011年世界盃的過程同樣引入關注,但原因不同了——北韓女足陷入了這一代球員中最大的禁藥醜聞。
五名球員被檢出了一種少見的類固醇。而北韓官方解釋更新奇。
官員表示藥檢陽性的原因是給她們用了一種含有麝香腺體的傳統藥物,因為球員在北韓訓練時遭過電擊。
難道北韓球員的能量來自一種神奇力量,超越了愛國主義狂熱、全力聚焦女性運動的系統以及艱苦卓絕的訓練機制?

心存疑慮的國際足聯禁止她們參加2015年世界盃。她們的種子排名遭受打擊,並在2019年的世界盃預選賽中折戟。她們隨後又因為新冠疫情下北韓的隔離政策缺席了2023年的世界盃。
去年秋天,復出的北韓女足在亞運會上奪得銀牌。她們在兩場加賽後以1比2的累積比分負於日本,未能進入巴黎奧運決賽圈。
該國大量的青少年天才能最終成為成年隊的支柱力量嗎?全球其它地方這些年的女足發展以及北韓的孤立,是否給她們帶來了難以跨越的差距?北韓因為新冠疫情採取了關閉邊境措施,如今關於饑荒的報道不斷,當局會否把注意力轉向國民更需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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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和北韓有關的大多數事情一樣,從最宏大的願景到最小的細節,這都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