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時合同」(zero-hour contract)在過去半年來﹐成為英國的「政治上的燙手山芋」（political hot potato）。過去一直是個無人過問的冷議題﹐當今成了英國政黨之間經常辯論的焦點﹐每一政黨都對它立場鮮明。然而我發現﹐雖然「零時合同」已被政治化﹐那些尚未被「零時合同」影響到的英國人﹐卻不都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我第一回透徹了解到「零時合同」對勞工的真正影響﹐是在五年前採訪一位四十出頭的英籍孟加拉移民的時候。這位先生姓沙迪克﹐當時發起了爭取倫敦生活工資的運動﹐也就是我那時的採訪主題。倫敦生活工資﹐也就是居住在倫敦﹐支付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資(高于全國基本工資)。雖然當時「生活工資」這個概念並不是每個人都熟悉﹐但「零時合同」卻是英國上萬勞工的現實情況。
為改善家人生活﹐沙迪克于二零零五年來到他當時眼中的這個「一等國家」。
自二零零六年﹐他就和當地中介公司登記﹐成為家庭看護。這是他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老闆給了他一份合同﹐就是「零時合同」。在這合同下﹐他的工時完全不固定﹐卻必須二十四小時待班﹐工資一小時6.50鎊﹐一周工時大約二十小時。「我一來到英國就成為零時合同的受害者﹐因此我非常明白它的惡﹐」他說﹐「不僅沒有固定工時﹐也沒有給薪的病假和年假﹐這些在英國都是法定的權利﹐但我們這群勞工什麼也沒有。我們收入的不固定﹐造成了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我和家人不僅生活困難﹐更沒有辦法做任何未來計劃... 」
後來我到沙迪克的家中拜訪﹐他請來了好幾位同事和我見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手機不離手﹐好像在等電話。他們都是倫敦塔城區家庭看護協會的成員﹐協會會員五百多名﹐都是中介公司僱佣的家庭看護﹐為本地區的病老人士提供基本家居服務。在零時合同下﹐他們隨時在待班﹐動彈不得﹐只能等電話。公司電話一來﹐他們就得立即上班﹐即使是在半小時之內就得抵達工作地點。
有工可做的時候﹐一周可有三十多個鐘頭的工。但工作時數起伏大﹐有時一整天也沒有兩個小時的工作可做。這樣﹐他們的工資波動極大﹐毫無保障。收入不足養家﹐不僅如此﹐工資數年來從未調過。因此許多人想辦法做兩份工作﹐但這是合同上不允許的。有些人偷着做兩三份工﹐但不是長久之計﹐公司來電話找不到人的時候﹐看護的工作也難保了。在這情況下﹐我面前的每位勞工都為生計奔波得筋疲力盡﹐面容憔悴﹐連坐下來喝一口茶也似乎定不住神﹐戰戰兢兢的。
沙迪克見到這種工作條件如何造成勞工的苦痛﹐在這情況下他創立了倫敦塔城區家庭看護協會﹐和同事們發起了反對「零時合同」的運動。當時他曾告訴我﹕「我們有部份工會人士的支援﹐也爭取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即使在這個屬於比較貧窮的地區﹐我們勞工也有可能爭取到基本權益。」
而五年後的今日﹐再度造訪沙迪克時﹐我發現他的樂觀不再。他和同事們所反抗的一切﹐並沒有得到改善。他告訴我﹐今日塔城區的三千多名社會服務產業的勞工(包括家庭看護)仍是在靠這種「零時合同」的工作維生。看護勞工每周能得到的工作量約二十五小時﹐在物價房價高昂的倫敦﹐養家糊口非常勉強。有人持有三份不同的工作﹐都是「零時合同」﹐做家庭看護﹐又在清潔業和餐飲業裡打零工。也有很多人在一個小時內接了三份看護的工作﹐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說﹐他們要在一個小時內服務三位不同地點的病老殘疾人士。社會服務產業裡多數的勞工都這麼做﹐為了生計他們別無選擇。而這種「趕場」的狀況造成的當然是服務品質跟着下降。 沒有能力去投訴服務品質的病老殘疾人士﹐也成了惡劣勞動條件的受害者。
今日﹐「零時合同」在整個倫敦仍是非常普遍。沙迪克認為這是體制的問題﹐而不是哪一個政黨在地方政府「當家」﹐就能解決的了的。比如﹐地方上的社會服務部門和外聘的勞動服務提供者(勞務中介公司)之間沒有完整合作關係﹐未能確保服務提供的持續性(比如﹐使用勞務中介公司的更換度太大)﹐造成中介公司不給勞工固定合同的借口。
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政治意志的缺乏 -- 零時合同雖是個「政治燙手山芋」﹐政府卻從未能從根本面對它﹐解決它。
沙迪克嘆道﹐這是一個不給勞工任何安全感的勞動環境。所幸三年前他和同事們爭取到了倫敦生活工資﹐從二零一二年開始實施﹐他和同事的時薪自那時起都是由一小時8.5鎊的生活工資來得到補助的﹐直到現在也是這樣。他覺得慶幸﹐而同時感覺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情況﹐沒有固定收入的勞工﹐竟得依靠地區性的生活工資來提高收入。而那些不實施生活工資的地區﹐勞工情況當然更糟。
社會服務產業不是特例。在過去五年保守黨領導的聯合政府之下﹐惡劣勞動條件被當作正常。全國低薪勞動人口增加了。全國總工會指出﹐二零一零和二零一三年之間﹐五份工作裡就有四份是在低薪產業裡﹐如零售業﹐餐飲業﹐建築業和社會服務業。在聯合政府之下﹐從歐盟引進的<中介勞工法>未能得到充份執行(在該法規下﹐中介公司聘用的勞工應能在聘用十二周後享有一般勞工的權利)。同時﹐勞工的產業法庭上訴費用增加了﹐遭受不公平解僱的勞工經常沒有經濟能力控訴僱主﹔法律經費支援也已被政府裁掉﹐接受法律經費支援的勞資糾紛案件﹐從過去二零一二到二零一三期間的一萬六千多件案子﹐劇減到二零一三到二零一四年期間的僅僅六件案子。
總的說﹐過去五年來英國勞工的日子日益艱難﹔據總工會表示﹐自二零一零年至今﹐已有至少十萬人不得不身兼二職﹐來維持生計。「零時合同」這種完全彈性的﹐隨叫隨到的低薪勞動﹐在英國不是特例﹐而是普遍﹐它是低薪產業裡的一般狀況。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全英有一百八十萬人處於「零時合同」就業狀態。據團結工會表示﹐事實上「零時合同」勞工將近五百萬人。國家數據顯示﹐持有「零時合同」的大多是女性﹐學生和二十五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的勞工。這是很片面的資訊。事實上﹐自一九九零年末期逐漸進入英國的新移民勞工﹐早在過去近二十年之中承受着「零時合同」的低薪經濟﹐那一直是他們踏入英國後﹐就業的「正常」狀態。而他們年紀多在二十五到五十之間﹐屬於青年和中年層。
這種就業狀態的普遍﹐可從最近曝光的一家大型跨國運動器材公司的案例那裡看到。Sports Direct公司遍及歐洲十九個國家﹐在英有四百二十家分店﹐而它的董事長最近總算承認﹐它在英國僱佣了一萬五千名「零時合同」勞工﹐也就是說﹐該公司在英國的僱員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工時不定﹐低薪﹐且無病假薪和其他權益的勞工。該公司在英格蘭中部達比郡(Derbyshire)的莎爾布克(Shirebrook )工廠裡一概是僱佣零時合同勞工﹐移民屬於多數。那裡紀律嚴格﹐生產速度要求極高﹐職員若生病請假﹐都會成為被開除的理由。
去年十二月﹐一位來自立陶宛的五十二歲的男性﹐身體不適卻不敢請假﹐硬着頭皮去上班﹐最終腦充血送醫﹐失去直覺數日。後來雖挽回了生命﹐卻全身癱瘓。這則悲劇並沒有在英國媒體上引起太大回響或質疑﹐直到第四臺的紀錄片揭發了Sports Direct的勞動環境。在電視螢幕上﹐透過暗訪記者﹐大眾終得見到這血汗工廠的真相。工廠監工以英語和波蘭語叱喝工人﹐要他們工作速度加快。這些景象讓我想起十年前在伯明翰一家工廠做暗訪時的情形。灰暗的廠裡﹐一排排的來自各國的工人﹐站在配件線上﹐幾秒鐘的時間也不停歇﹐拼了命的工作。站在線上﹐當時也有種超現實的﹐恍惚的感覺﹐好像乘坐時光器回到了維多利亞的血汗工廠時代。而二零一五年的今日﹐這種勞動環境竟仍存在﹐製造的是全球大眾消費的品牌。
在社會各方壓力下﹐聯合政府雖承認零時合同「有問題」﹐但在大選幾個月前僅僅禁止了那些不允許僱員找第二份工作的零時合同。在低薪產業裡﹐零時合同仍是普遍的勞動條件﹐無權利﹐無保障﹐仍舊是這些產業裡標準的就業環境。在保守黨執政下﹐「高度彈性」和市場自由的原則高於一切﹔大選才過兩周﹐商業部長不僅已否決了全國最低基本工資上漲的可能﹐更提議訂立新的﹐更為嚴峻的反罷工法規(比如﹐提高罷工所需的投票數門檻)﹐這種種都讓人相信﹐在現任政府執政期間﹐零時合同將一如既往﹐不會變動。
沙迪克嘆道﹕「終結『零時合同』是我的夢想。但長遠來說﹐多數勞工沒有資源﹐也沒有資訊﹐來向這種勞動條件挑戰。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站在我們這一邊﹐為我們發言。勞工必須有組織﹐才能有力量爭取權益。工會必須持續關注零時合同這個大問題。在目前情勢下﹐我看不到現狀的改善﹐看不到結束『零時合同』的可能。」
＊作者為獨立記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並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在台出版作品有《隱形生產線》、《隱形性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