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問她不包頭巾的理由。她說：「我是共產黨黨員，所以我不是伊斯蘭教徒。」中共現有八千兩百多萬黨員，要成為黨員，得先收到徵請才能加入，這是自我選拔的菁英模式。當珍妮還是學生時就被吸收入黨，黨員中只有百分之六是少數民族，而她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名維族黨員。「我十九歲時被要求入黨。你也無法拒絕。這幫我取得了大學教職。如果沒有黨員身分，我是無法拿到那份教職的。」她說。
擁有大學教職，意味著能以低價購得校區內的房舍、醫療保險補助以及退休時還享有保障薪資。在中國，這些都是夢寐以求的福利。儘管中共聲稱採行社會主義政策，不過並未對公民提供免費的教育和醫療照顧；隨著中國近年來經濟蓬勃發展，公寓的價格也盤旋而上。學費、醫療費用和貸款就已經占去一般人收入的一大半。
珍妮為了得到相對優渥安逸的生活，也必須付出代價。縱使她宣稱黨規定不能戴頭巾、還有不得與家人同去清真寺禱告這些事都無關緊要，她仍說：「這不是什麼問題。如果我來自鄉下地區，那裡的人們所受的教育不多而且深信伊斯蘭教，這或許就會是個問題。」
她已經二十八歲了，在新疆這年紀的女子多已成婚，但她還單身未嫁。我懷疑是因為她選擇過比較自由的生活方式，而讓她更難找到另一半。珍妮狠狠瞪著我說：「我有交過男友，雖然我們分手了。」於是我問：「是維族人嗎？」「當然，我不會和中國人約會，也不可能嫁給他們。不是因為我認為他們比維族人差──我想所有男人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已。」
我們已經脫離彼此會面的目的太遠，隨著時間的消逝，珍妮也愈來愈暴躁不安。我潦草記下我們交談的記錄，珍妮卻把我的筆記本給奪了過去，把那頁扯下並撕成碎片，丟到垃圾桶內。光這樣還不滿意，她拿起我的打火機，把碎紙片都給燒掉。她告訴我：「你是來學習維吾爾語的，不是來給我找麻煩的。」
當我把這堂引起爭論的課告訴比利時，他始終客氣有禮，保持微笑，並在我試著以維吾爾語點菜時，耐著性子忍受我的不斷打擾。他也單身，但他的問題和珍妮並不相同──他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這是我們罕有的夜間聚會，比利喜歡入夜後與家人聚在一起，但由於我即將離開烏魯木齊，因此請他去他最愛的餐廳用餐，以示道別。
他的弟弟穆拉特（Murat）也和我們一起用餐。他頭髮稀疏且髮線後退，看起來更老些，不過他也是一樣骨架消瘦、有張窄臉。穆拉特的外語並非英語，而是俄語──俄語是中亞地區的通用語。當比利看著網路上的切爾西球隊，幻想著移民到倫敦或是華盛頓時，穆拉特正為那些從新疆周遭國家來到烏魯木齊採購的外國人當翻譯或調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