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時代》選摘(3):林毅夫的理論在中國沒有市場?

2015-01-30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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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蘭出生的林毅夫相信,唯有進入中國才能落實他的未來。(中評社)

在宜蘭出生的林毅夫相信,唯有進入中國才能落實他的未來。(中評社)

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那是個分外困難的時代。2012年六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成就很是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之姿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當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政府能做出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辯。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交乘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學者。

他去國那些年,林只是更多地宣揚中國經濟手法的福音,可等他返回北京,那個觀點已經令他跟不上許多同儕。中國有諸多成就沒錯,但其人均所得依然只在土庫曼(Turkmenistan)與納米比亞(Namibia)之間。中國讓一個原本貧窮的鄉土國家成功工業化沒錯,但那麼做還能撐多久,經濟學家們見解分歧。曾預言安隆(Enron)倒台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查諾斯(James Chanos)主張說,中國經濟仰賴的大泡沫「一千倍於杜拜」。在二○一一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近七成來自基礎建設及房地產,在現代國家中,沒有其他大國曾瀕臨那個水平。即使在一九八○年代經濟繁榮到頂點的日本,也只抵達那個水平的一半。在一窩蜂投資熱當中,由省級、地方當局控制的公司所獲得的新貸款,比例之大,實在離譜。二○○六到二○一○年間,中國地方當局撥出超過八千平方英哩的鄉村土地來開發,整個面積相當於新澤西州。都市化是中國經濟成功重要的一環,但伴同的是高昂的代價,包括污染、攘奪珍貴土地而引發的憤怒。二○一一年,地方政府債務飆升到占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一。中央政府不准他們發行自有公債,所以地方政府只能由農民手中低價買地,再轉售出去來籌錢,而這正是中國許多民怨的來源。

林毅夫前學生之一、名叫姚洋的教授在北京發表他關於中國未來的政、經見解,與其恩師大相逕庭。姚指出,裙帶資本主義興起,貧富差距之大,都證明中國的經濟模式,如果再不允許更大的政治開放「以平衡不同社會團體的各種需求」,那麼已經走到一切可能性的極限。他舉網路及工會管制,還有工作條件不安全為例。「中國公民面對這些侵犯,不會默不作聲,而且他們的不滿將導致周期性抵抗,」他警告說,「再不久,某種明確的政治轉型,允許尋常公民參與政治過程,是有其必要的。」這篇文章流傳得很快,它似乎捕捉到中國知識分子因惑於政府不肯分權,讓改革陷入停滯而累積的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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