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那是個分外困難的時代。2012年六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成就很是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之姿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當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政府能做出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辯。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交乘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學者。
他去國那些年，林只是更多地宣揚中國經濟手法的福音，可等他返回北京，那個觀點已經令他跟不上許多同儕。中國有諸多成就沒錯，但其人均所得依然只在土庫曼（Turkmenistan）與納米比亞（Namibia）之間。中國讓一個原本貧窮的鄉土國家成功工業化沒錯，但那麼做還能撐多久，經濟學家們見解分歧。曾預言安隆（Enron）倒台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查諾斯（James Chanos）主張說，中國經濟仰賴的大泡沫「一千倍於杜拜」。在二○一一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近七成來自基礎建設及房地產，在現代國家中，沒有其他大國曾瀕臨那個水平。即使在一九八○年代經濟繁榮到頂點的日本，也只抵達那個水平的一半。在一窩蜂投資熱當中，由省級、地方當局控制的公司所獲得的新貸款，比例之大，實在離譜。二○○六到二○一○年間，中國地方當局撥出超過八千平方英哩的鄉村土地來開發，整個面積相當於新澤西州。都市化是中國經濟成功重要的一環，但伴同的是高昂的代價，包括污染、攘奪珍貴土地而引發的憤怒。二○一一年，地方政府債務飆升到占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一。中央政府不准他們發行自有公債，所以地方政府只能由農民手中低價買地，再轉售出去來籌錢，而這正是中國許多民怨的來源。
林毅夫前學生之一、名叫姚洋的教授在北京發表他關於中國未來的政、經見解，與其恩師大相逕庭。姚指出，裙帶資本主義興起，貧富差距之大，都證明中國的經濟模式，如果再不允許更大的政治開放「以平衡不同社會團體的各種需求」，那麼已經走到一切可能性的極限。他舉網路及工會管制，還有工作條件不安全為例。「中國公民面對這些侵犯，不會默不作聲，而且他們的不滿將導致周期性抵抗，」他警告說，「再不久，某種明確的政治轉型，允許尋常公民參與政治過程，是有其必要的。」這篇文章流傳得很快，它似乎捕捉到中國知識分子因惑於政府不肯分權，讓改革陷入停滯而累積的挫折感。
金融海嘯後幾年，大多數濟學家最後都相信，隨著中國勞動大軍老化，其成長將減緩。有多快？影響多廣？端賴中國政府怎麼動作；它能不能控制貪腐、維繫大眾支持、解決污染、縮小貧富差距、釋放人民另一波潛能。到二○一二年，減緩的跡象很明顯。許多經濟學家預測會硬著陸──但對此林毅夫並沒猶豫不決。他堅持說中國有潛力「保八」直到二○三○年，這個姿態讓他變成外交部的甜心，替他安排媒體簡報，駁斥較悲觀的預測。有位專欄作家替林毅夫取綽號為「林增長」，另譴責他是在「放衛星」──絲毫不客氣地提到毛澤東忠誠的助手林彪，在大躍進時代把浮報的假收穫量，比擬成蘇俄成功發射「史普尼克」號人造衛星。有個經濟學網站設立專頁，上頭橫亙著一則問題：「林毅夫3.0能返回地球？」《南華早報》寫道：「你不必是顯赫的國際經濟學家，也能瞧見他論證裡的破洞。」
我到北京大學拜訪林毅夫。在校園偏僻角落的一處傳統瓦頂四合院，建築已修復，他的辦公室設在其中，寬敞而漂亮。自從華府回來，他喜歡坐在書桌前，在那兒他最快樂。話雖如此，看到他身處辦公室裡，我感覺到他似乎很孤絕。我提到外人批評他如此堅定地信仰當前的體制時，他微笑了，承認他那麼樂觀，以致讓他變成箭靶。他說：「中國做得很好，但收入分配變成課題，貪腐也一樣。而且，收入分配與貪腐有關，感覺上讓貪腐更為嚴重。因為有那些經驗，人們往往更負面地看待它。他們很失望。」
林以林正誼上尉的身份登上大陸海岸三十多年來──被疑為間諜、「來歷不清」的人──他如此徹底獻身給新主人，沒有東西能讓他的信念偏移或動搖。他一直把國家的成功，描述為其決心所致，而這與他的人生道路沒有兩樣。他寫道：「成敗不該是宿命的東西。」他最愛的文章裡，有一行是經濟學家兼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Arthur Lewis）寫的；劉易斯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機會，只要它們能鼓起勇氣及意志力好好把握」。可此時，他的觀點與周遭的情緒發生衝突，這些情緒是機會縮小、不公平、以及被如何。北京大學經濟學同儕霍德明寫道，林毅夫的觀點「在中國沒有市場」。
在華府看到林毅夫，還有他返回北京，我感覺上他始終是局外人。他由華盛頓回中國時，北京政府正式詢問台灣，最終是否允許林毅夫回到故鄉，顯示兩岸關係的改善。但台灣方面拒絕。假如林踏上台灣土地，他會因叛國罪而面臨軍法審判。他的妻子當時說：「我必須一直安慰我丈夫，跟他講再等、只要再等一陣子。或許等我們百年後，才可以回到家鄉。」
林毅夫的反應則是更投入工作。他三年內出版三本書，而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給我第四本書的校對大樣。我讀了，而且我喜歡和他交談。只是，林毅夫的一面仍是我無法瞭解的。多年以前，我曾因他暢談叛逃的決定，受他吸引。我曾把它想像成理想主義者的行動。但這些年來，我終於看到他在抉擇時務實的一面。總之，他是個相信自己實力可達成野心的男子，而且為了如此，他什麼都願意做。而且我瞭解那相當合適。這正是中國經濟大繁榮的動能所提煉出的最堅硬的真理：一名男子，孤身一人，他決定只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落實他的未來。接下來沒多久，我遇見另一名男子，他相信自己唯有離開中國，才能落實他的未來（註：指出美國的盲眼維權律師陳光誠）。
＊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於2005年到2013年派駐北京工作與寫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文版（八旗文化出版）第23章〈真正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