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個新點子橫掃中國，不論是新時尚、哲學、還是生活方式，中國人均稱它為「熱」。在改革開放頭幾年，中國人患上了「西裝熱」、「薩特熱」（Jean-Paul Sartre Fever）、「私人電話熱」。你很難預測某種熱何時、何地會發作，還有過後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
一九九○年，中國電視開始播放美劇《Huner》，在當地稱《神探亨特》而出名；人口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的夏家村迷上了它，村民開始聚在一塊兒，觀賞洛杉磯警局偵查警官亨特（Rick Hunter）與他的同僚麥考兒（Dee Dee McCall）如何臥底辦案。夏家村民最後發現：亨特警官至少在兩個時機會說他的口頭襌：「我同意」（Works for me）──只是，他最後在中國變成神職人員，原因在「我同意」被誤譯為「上帝的旨意」。這股狂熱由甲傳到乙，而且影響每個人的方式都不相同。幾個月後，當夏家村的公安想搜索當地一位農民的家時，農民跟他們講，拿到搜索票再來──而搜索票一詞，他是由《神探亨特》學來的。
二○○五年我搬到中國時，我已耳熟能詳的說法是中國正以巨大而全面的手筆在蛻變，涉及全人類的六分之一，並成為政治經濟的大樞紐。只是就近一看，最深沉的變化極為私密，不斷發生，隱藏在每日生活節奏之中，其方式我們很容易忽略。最大的狂熱是志向，相信絕對有可能重塑人生。大家都在嘗試，有些人成功了，但更多人沒有。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反抗他們的歷史傳統，這種傳統叫他們無需嘗試。中國最受推崇的現代作家魯迅曾寫道：「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在中國住了八年，目睹此一野心時代蛻變成形。總而言之，這是個充裕的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現代英倫，而中國轉型之極頂，規模要大一百倍、速度要快十倍。中國人不再挨餓──公民肉類食用量平均是一九七六年的六倍──但這個「飢餓年代」有所不同，這年頭人們醒來，想貪婪攝取的是新鮮點子、轟動事件及他人的敬意。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電影、啤酒及白金消費國，而且在蓋的高速鐵路與機場，數量比全球其他地方加起來都要多。
對某些中國公民來說，中國的勃興創造出巨大財富，成為億萬富翁人數成長最快的地方。這些新財閥裡，有些名列全球最專心致志的盜賊，其他則位居政府高職。有人則兩者皆是。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此一勃興沒造出龐大財富，只是蹣跚地走出脫貧的前幾步而已。中國崛起而創造出來的獎酬，極不一致，但基本上很深遠：算是人類走進現代以來人民取得最廣大福利的案例之一。一九七八年，中國人平均收入為二百美元；到了二○一四年，變為六千美元。幾乎從各種標準來看，中國人已擁有壽命更長、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的生活。
住在北京的這些時日，我發現一個人對自己想法的自信、尤其有關中國未來的自信，似乎與他腳踏實地所耗的時間，恰成反比。一切是那麼錯綜複雜，想套用簡單邏輯來解釋，你都會感到猶疑躊躇。想在諸多變化裡找出秩序，我們會蹩腳地托庇於統計數據：我住中國的那些年，搭機旅客增加一倍；手機銷量成長三倍；北京地鐵長度成長四倍。但那些數據給我的印象並不如一幕我無法量化的活戲那麼深：兩個世代以前，訪問中國的人最感驚訝的是人民的均質性。對外國人來說，誠如一本值得紀念的書名所述，毛主席是「藍蟻帝王」（註），是凡間神明，其土地上住的人民都穿一致的棉裝，組成「生產隊」。把中國人看待成集體，宛如一群不可思議的雄蜂的這種刻板印象，之所以能揮之不散，部分要歸功於中國政治的出力維繫：中國官方提醒來訪的人，這是個由工作單位、公社及難以度量的犧牲所組成的國度。
但是在我碰到的中國，一度是集體合唱的國族敘述，正碎裂為十億個故事──有血有肉、具個人氣質而且孤單奮鬥的故事。這個時代，世界最強兩大國家的中國與美國，其關係會受到考驗，只因為一名鄉下律師擇定時日，想改變自己命運。這個時代是醜小鴨變天鵝的時代，農夫的女兒可以努力上進，由工廠組裝線扶搖而到公司董事會，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她根本沒時間甩掉農村習氣與焦慮。這個時代，個體可以成為強風，影響政治、經濟與個人生活，只著意上升世代裡自我的形象，以至於煤礦工的兒子成長時相信，天下事對他而言，再沒有比瞧見自己名字躍上書的封面來得更重要。
由一方面來看，野心時代最大的受益人是中國共產黨。二○一一年，中共慶祝建黨九十周年──這在冷戰結束時是無法想像的里程碑。蘇聯瓦解後那些年，中國領袖鑽研那段歷史，矢言絕不會落到同樣的結局。二○一一年，阿拉伯世界的獨裁者們紛紛倒台，但中國的撐住了。為了求生，中國共產黨拋開教條，但還牢牢抱著它的聖人；馬克思理論雖遭揚棄，但毛像依然保留在天安門，俯臨著天安門廣場。
共產黨不再保證平等或世界大同；它承諾的只有富強及尊嚴。有好一陣子，那樣就夠了。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最後覺得那還不夠，而最想要的大概莫過資訊。新科技翻攪出短暫善變的政治文化，以往是秘密的事，現在大家知道了；以前孤立的人，現在也連結起來了。黨越是想阻止人民取得未經過濾的思想，大家越是搶著想先取得它們。
今天的中國因矛盾而撕裂。中國是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包包最大買主；勞斯萊斯（Rolls-Royce）、藍寶堅尼（Lamborghini）等名車購買數量僅次於美國，只是治國的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想把「奢侈」一詞由各式排行榜中給禁掉。中國最富有城市的人均壽命與收入，跟中國最窮省份的差距之大，就好比紐約及非洲迦納一樣。世界市值最高的網路公司裡，中國有兩家，上網人口比美國來得多，但同時政府加碼投資，耗費史上最大心血，想要篩揀人類的表達自由。中國的多元、城市化及繁榮空前未有，可它是世上唯一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關在牢裡的國家。
有時候，人們會拿中國跟一九八○年代的日本相比；當時，東京市中心一百平方英呎要賣一百萬美元；大亨們啜飲雞尾酒，其冰塊是由南極拖來的。到一九九一年，日本身陷現代資本主義史上最大規模的資產貶值。只是兩國類似之處不算多，日本泡沫爆掉時，是成熟且已開發的經濟體，但中國呢？即使經濟過熱，還是個窮國，一般人的所得只達到日本公民一九七○年的水準。在一些時刻，中國還在踢正步的解放軍，以及它的異議人士及向外國投誠者，在在令人回想到蘇聯甚至納粹德國。然而那些類比不盡人意。中國領導人並沒威脅要「埋葬」美國，但蘇聯赫魯雪夫（Khrushchev）有；另外，即使中國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也沒進行帝國主義侵略或種族大屠殺。
中國最讓我想起的，是美國身處自己轉型的年代──馬克．吐溫（Mark Twain）及華納（Charles Warner）名為「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的時期；當時，「人人有夢，有自己鍾愛的盤算」。美國由內戰崛起，邁向鋼鐵產量比英、德、法加總都要多。一八五○年，美國百萬富翁不到二十人；到了一九○○年已有四萬人。有些人之傲慢自大如貝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到蒙地卡羅餐廳，人家不給他窗邊座位，他就把整家餐廳都買下來。跟現今中國一樣，美國發大財初期也出現大量的背叛不忠。曾祖父及祖父都當上美國總統的鐵路總管小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口發狂言說：「我們做事之道，是奠基在撒謊、欺騙與行竊之上的。」最後，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跟我們講了《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主角，北達科他州蓋茨比（James Gatz）的滑頭故事，此君青雲直上新世界，追求愛情與財富而下場淒慘。我因中國新城市天際線而佇立時，有時會想到蓋茨比的紐約──「永遠是人初次所見的城市，狂野地許諾著世上一切神秘與美麗。」
中國二十一世紀發生的故事，經常被敘述成東方與西方、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之間的較量。但較量的前台，還有個更直接的競爭：即「中國這個概念到底是什麼」還需要奮力界定。想瞭解中國，不僅要衡量燦爛新國力發射出來的光與熱，還得檢查其能量的來源，也就是位在中國演化中心的男男女女。
《毛澤東：藍蟻帝王》，Mao Tse-tung, emperor of the blue ants. 1962. Paloczi-Horvath, George。
＊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於2005年到2013年派駐北京工作與寫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文版（八旗文化出版）之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