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會前途在哪裡？臺灣未來的出路在哪裡？是當下最為嚴肅的問題之一；究竟，臺灣邁向未來，應該要立基於既有的經濟社會實力，積極延伸向右走，努力競逐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創新國家？或者是掉轉龍頭，全力轉進向左走，爭取每一個體的人人小確幸？則是另外一個，值得整個社會省思的國政策略抉擇問題。
1980年代商品市場經濟的高科技化、高等教育化、國際化，及全球化之成功，使臺灣快速從貧窮落後的一個小農經濟社會，躍升為一個先進多金的富裕社會。同一時期建置的《勞動基準法》，則在同步施行並已全盤改變臺灣勞動市場經濟屬性樣態的過程中，越來越走入「極端自我保護主義」的道路邁進；最近這項規範國家人力資本配置利用的根本大法，更在其已實施30年後的檢討修正案中，準備直接襲取「歐洲福利國家時期的失敗規範」，以讓臺灣經濟更加落實地走上「福利國家的坎坷路」。這種由原本中間偏左即將更加極端傾左的側斜面國家發展策略走向，的確值得我們大家必要聚眾集思，共同宏觀深度地予以審慎檢視。
進入廿一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的「富裕社會」臺灣，可以說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位置上，已然從麥可波特教授(Michael E. Porter)《國家的競爭優勢》(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Nation, 1990)巨著所謂的「要素驅動國家(factor-driven state)」階段，一舉跨越了「資本驅動國家(capital-driven state)」階段，而瞬將更上層樓，成為得以直追歐美社會的更加先進國家地位上，向前邁進。
這時候，也就應該正是臺灣面臨了一個，重大而且極為關鍵的，國家願景擘劃，以及針對未來前景發展策略，必須妥慎抉擇的時刻：究竟，我們是要讓臺灣社會直行邁前朝向依恃高科技產業經濟基礎的「創新驅動國家(innovation-driven state)」而永續成長發展？抑或是，要讓臺灣社會回頭逆轉朝向依恃於高國民儲蓄的民富多金基礎之「財富驅動國家(wealth-driven state)」而發展？
從既往先進社會國家的歷史驗證中，直前邁進為「創新驅動國家」的社會，將使臺灣擁有更大突破升級向上、向前永續躍升的潛力與空間，也較能維繫一個國家的永續吸引力與全球競爭力；而一旦轉進為「財富驅動國家」社會，或者更直白說，就是要逆轉成為「以消費財富來維繫永續運轉之國家」社會，則通常所代表的就是，一個國力即將轉折向下，步入「停滯緩放發展階段」，甚至於終致走向頹退衰敗前景的國家社會之到來。
對臺灣社會而言，在當前之階段，是相當具有高度情境條件以及足夠潛力能量，得以讓自己大步邁向「創新驅動國家」社會而發展的；祇可惜，自從20年之前，李登輝「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之「民意至上」(但實情卻是「民意代表至上」)的治國政策，賡續而至陳水扁的「福利國家臆想」理政願景，成為治國政策主軸之後，臺灣社會已然事實上，正式疾步踏上了「財富驅動國家」社會發展之路，而且是一條通盤接受「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化」社會意識形態發展之路，與幾乎同一時間，中國大陸積極走上「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化」之路發展，形成極其反諷的國際對比圖構。
2008年馬英九之再輪政，不但沒有任何扭轉國家體制走向的意圖與作為，反而，更進一步添薪堆材地加碼了「追求絕對公平正義」以及「保障弱勢貧窮至上」的左派經濟社會原素，勁力疾馳追趕，並加速超越了，李扁的「追求百姓小確幸」之路，直奔而去，根本忘卻了，也根本棄置了，臺灣已然厚實累進之「既有的國家能力與應有的大幸福」；歷經了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總共長達28年的政策性扭折拗轉，以致已然完全被改變了形貌的臺灣，幾乎已經到了「完全自我阻斷了」可能可以再重拾「可更繁榮臺灣、可更進步臺灣」之「創新驅動國家」社會的任何機會，亦幾乎完全喪失了，任何可以再型塑臺灣新願景與再改造新作為新方法的可能餘地了。
目前正陷溺於「已然身處於財富驅動國家社會階段」的臺灣人民，似乎遺忘了過往的一切不眠不休、辛酸艱困與胼手胝足、勤勉奮鬥的苦勞歲月，而竟無一不在日日夜夜欽羨於先進國家，尤其是北歐高度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過往曾經高蹈沉緬享受過的「美好民生經濟」，尤其是其優渥就業待遇及公共福利照護措施的無比良善，以致亟思也能夠「見賢思齊」，一路「追、比」，最好是更能夠傾動所有「萬能政府」能夠動員之公共資源與公權力，一登步就能夠全面「趕、超」蹴及之。
其實類似今天臺灣處境的階段發展經驗，應該就是二次大戰後的歐洲與美國。
就在二次大戰後的1965年，歐美社會已然普遍辛勤奮鬥，高效歷經了兩個世代的先進「工業化運動」，以致得以脫離貧窮，致富而且享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繁榮，大大超前於其他任何一個世界洲區社會。
但是，兩種完全不同際遇，使得歐洲與美國同時從「資本驅動國家」階段的富裕社會，分道揚鑣，分頭步進了「創新國家」社會與「財富驅動國家」社會階段。
在二次大戰之後，相對於世界其他洲區各地，歐洲地區在當時的確已然自詡是一個相對比較領先富裕的社會，因此不再繼續追求經濟成長發展，而希望更能提高並普及國民社會福利，因此自1965年起歐洲全面邁進「福利國家」經濟體制，所有成員國家都一力放棄國家造餅機制(pie making)，而極力亟亟追求於如何乃能更高效地促進其國家分餅機制(pie sharing)的效能與效率；及至不久之後的1970年代，兩次能源危機接連爆發後，歐洲經濟社會全面陷入超高二位數字失業率，及極其嚴重的財政赤字窘況，以致整體國際市場吸引力及競爭力完全被北美及新興亞洲國家所超越與取代，乃不得不在1995年經由歐洲議會決議，完全放棄「福利國家」體制，改行美國式「競爭力國家」經濟體制，乃得以鹹魚再翻身，肇致2000年開始的「歐洲新復興」新世代。
歐洲福利國家時期的典型特徵就是：工農專政、工會獨強、社會福利支出逾半於國家總支出，並絕對地設定了剛性的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限制。一旦遭遇國家經濟活動全面放緩放軟的惡劣境況，則整體政經績效表現，自然立即趨於頹敗。
祇要稍事比對，當年「福利國家」歐洲的情境態勢，竟與當今臺灣「悶」經濟社會情境態勢，何其相當又相似呢。
就在歐洲地區正式跨步啟程邁進「福利國家」社會體制的1965年，崛興於北美洲，並亦同樣已經步入富裕社會的美國，卻正因為適時承受蘇聯首發太空衛星的「斯潑尼克衝擊」效應(Sputnik Impact)之大衝擊，而嚴厲激勵了甘迺迪總統之發動「大創新投資」運動，在極短時間之內，將美國大力推進了「創新驅動國家」的全新國體型態階段，用領先創新力與勤勉生產力(知識-資本及裝備的勤勉績效)，讓富裕社會的美國，幻變成為更形強盛宏偉的世界獨強大國。
美國經驗正足以做為跨越「資本驅動國家」階段快速有效轉進「創新驅動國家」社會階段，而且能持續維繫富裕繁榮社會地位的最佳典範，其實，美國的國政發展模式，才應該是最值得今天臺灣追摹師法的先進示例；而歐洲的「福利國家」社會模式，則不應該是。
當下的臺灣，是個歷經1980年代全球化競爭洗禮過的富裕國家，目前所站的位置，正是處在極其敏感又關鍵的分岔路口上：向右轉走，可以讓未來臺灣真正邁進一個更高競爭力的創新國家社會；向左轉走，則可以讓臺灣陷落成為一個祇有個人小確幸卻完全沒有國家大幸福的頹敗國家社會。
究竟，真正愛臺灣的社會國人及主政的執政黨派，應該做如何之抉擇？在臺灣正陷入「國政莫衷一是」的此時此刻，更堅定地選擇「向右直走」，應該是相當理明而且義直的，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