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逸文  

習近平對私部門的行動引發意料之外的影響，其中包括政治意識的覺醒。多年來，許多中國企業家對於中共濫權的態度都曖昧不明。他們的想法是，中國有缺點，但前進方向是對的。如今，抱持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的人愈來愈少。「這種翻轉已經持續好幾年了，」一位現住在國外的投資人告訴我，「我當然想念中國。但中國已經變了太多，已經不是同樣的國家了。」

中國如今的難題遠不只是經濟。鄧小平和同僚讓他們的國家走上「改革開放」的路之後過去了四十年，他的後繼者卻倒轉了頭，而且政治與文化皆然。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開這種倒車會有多顛簸呢？打個比方，以前美國有邊境公地放領，假如國家從邊境撤離，會讓領地墾荒的人多麼心煩意亂？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UnionChamberofCommerce）榮退主席伍德克（JoergWuttke）曾在中國生活三十多年，他告訴我：「中國永遠不缺東山再起的故事，但現在不是時候。」他回想以前在北京大學對一整屋子學生演講時：「我說，『你們當中有誰樂觀？』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樂觀—意思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有三分之二的人感到悲觀。有一種『我們在這兒幹嘛』的感覺。」

二十五年前，中國正當紅的作家是一號叫王小波的人物。王小波受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同樣遭遇的人會把這段經歷化為掏心掏肺的創傷故事，但王小波不一樣，他是諷刺家，有寇特．馮內果（KurtVonnegut）的意趣，對於政治入侵私生活領域洞察甚深。他中篇小說《黃金時代》寫到一對年輕情侶坦承犯下了布爾喬亞的婚外情—「在山上敦偉大友誼時，嘴裡噴出白氣。」兩人被逮到要交代自己違背了革命的規矩，但當地的黨員關注的顯然不是馬克思，而是他們「偉大友誼」的淫迷細節。

昆恩家堪稱當地的民主黨政壇望族。他的父親、姑姑、叔叔都擔任過公職人員，而麥克．昆恩自己在一九八八年才二十五歲就進入州眾議院，在當時是最年輕的州眾議員。

川普能夠像這樣初次在政壇異軍突起，實在是因為這時間點好到有如神助。如果他是在其他時間點出現，主流媒體、教會、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epublicanNationalCommittee)都不會讓他好過—但在二〇一六年這個時間點，這些體制都有威信不足、資源稀缺的問題。這時，共和黨領導階層能付出的薪資，甚至低於寇氏兄弟私人的政治網絡。川普的另一好運之處，是他剛好掌握了民主黨危如累卵的時刻。一如民主政治的常態，在白宮當家作主八年後，執政黨難免因為國民積怨難消、惴惴不安而成為千夫所指的目標。隨著選戰的進行，民眾的政治冷感將會開始決定情勢將如何發展，包括哪裡的哪些選民要把票投給誰，還有為什麼。

從位於曼哈頓的豪宅往外看，唐諾．川普眼中的美國是個永遠擺脫不了受害者身分的國家。一九八七年，他才四十一歲就以房地產大亨的豐厚身家初次問鼎總統大位，當時他前往新罕布夏州的一場造勢大會上對群眾說，美國被日本、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盟友「欺負得很慘」，他還說：「我已經受夠華府那些不會做事的爛好人。」

二〇〇三年在我獲派海外之際，有線新聞網(以下簡稱CNN)與福斯新聞網(FoxNews)是實力相當的競爭者，在黃金時段的收視率不相上下。十一個年頭過去後，福斯在夜間時段的收視率已經成長為三倍，許多關於移民、國安、族群、聯邦政府角色的全新政治語彙都是在該頻道誕生的。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是我回國後的第一個上班日，但聯邦政府卻被迫局部關門，是十七年來的第一次。嚴格來講，會出現這種窘境，是因為歐巴馬總統推出能夠照顧更多人、福利措施更多的健保方案，共和黨的國會議員想要全面杯葛，但真正的癥結點卻是想要讓民眾對「歐記健保」失去信心，把共和黨的支持者團結在一起，為即將到來的選舉募款。雖然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就曾有過許多公然的意識形態對抗(例如，當時支持種族隔離體制的民主黨人士就曾抗拒聯邦法院的裁定與國會的決議，不承認其合法性)，但共和黨此番作為已經與過去的一切截然不同。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攻發生後沒多久我就離開美國。當時美國正準備對伊拉克發動反恐戰爭，我奉派前往中東，在巴格達、開羅等地進行新聞報導。幾年後我定居北京，認識已經待在那裡一陣子的莎拉貝絲．伯曼(SarabethBerman)，年輕的她是來自美國麻州的戲劇、舞蹈節目製作人。我們結婚，終究決定要返鄉定居。貝沙娜說，要是在國外待太久，我們最後會覺得根本無法回國定居了。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Osnos)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是對當代中國的精確描述嗎？

很多人都相信，除非共產黨擊退貪腐浪潮，不然貪腐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亡黨亡國」，習近平上任沒多久，就承認了這一點。他把現況比擬為「物腐生蛆」，矢言不光打低階的「蒼蠅」，還要打實力強的「老虎」。他呼籲同志們要「勤勉節約」，習第一次正式訪巡時，國營電視台報導他住宿的是「普通客房」，晚餐沒辦宴會，而是吃自助餐──這項表態在中國政治文化是如此激烈，以至於「自助餐」一詞變得有超自然意義。國營的新聞通訊社還發了偌大頭條，標題是「習近平拜訪河北貧戶：晚餐只四菜一湯，沒有酒」。

我在北京的最後幾個月，體驗到了共產黨的某個脆弱時刻，黨居然把一個有兩千萬人口的城市，成功帶回較簡單的歲月。那是二○一二年十一月，黨著手清理首都，以備舉行十年內最神聖的事件：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兩千多名黨代表集會在京城，最高潮處是新政治局的揭幕，並被委以帶領人民共和國走向未來的重任。在準備期間，中宣部要求其遍布全國的辦事室創造出一種「簇擁推動十八大勝利召開的氛圍，另外，網路上的宣傳也要達到高潮」。檢查人員切斷了網路上談論貪腐及陰謀的新帖文，封鎖最新的雙關語，另讓網路上那些令之難以忍受的玩笑來源，全都噤口：有個任職於北京某投資基金的男子翟小兵，發了一條推特冷笑話，把十八大比擬成一部新的關於世界末日、天地毀滅的電影，於是被捕，關了三星期。

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那是個分外困難的時代。2012年六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成就很是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之姿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當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政府能做出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辯。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交乘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學者。

我造訪艾未未工作室時，感覺很奇怪──一種壓迫感，空間幽閉得令人恐懼。他的助手正在工作，設計圖用大頭針釘在牆上，但艾未未還生活在法律的煉獄裡，雖然能自由地創作藝術，但禁止離開首都。警方要求他每次離開家都要先來報到。他跟我說：「我必須向他們報告我要去哪兒，要見誰。基本上我聽他們的命令，原因是這根本不意味著什麼。我還想告訴他們，我不害怕。我可不偷偷摸摸。他們可以跟蹤我。」

每當一個新點子橫掃中國，不論是新時尚、哲學、還是生活方式，中國人均稱它為「熱」。在改革開放頭幾年，中國人患上了「西裝熱」、「薩特熱」（Jean-PaulSartreFever）、「私人電話熱」。你很難預測某種熱何時、何地會發作，還有過後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

我經常著迷於西方人看中國的視角，不論是訓練還是文字始然，他們似乎總能毫不費力氣（不必激動的）看待中國的發展或變化。

在中國很紅的紐約客記者何偉和歐逸文，都發現自己因為對中國讀者的巨大影響力，而可能被北京的政黨和政府所利用。為了避免被刪節誤讀，繼何偉之後派駐中國，深入觀察寫出《野心時代》的歐逸文，決定不在大陸出版簡體版，這本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紀實文學報導，唯一的中文版，由台灣的八旗文化出版。中國官方版Chinadaily報導，《尋路中國》作者何偉比較中國和埃及，結論說中國政治穩定，埃及革命混亂。ChinaDaily對何偉的斷章取義，假借其名唱讚歌以弘揚自己的治理模式，逼迫何偉在臉書上申明自己的本意。洋人在中國被使用和消費，從白求恩（加拿大醫生，具有國際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到埃德加斯諾，到史沫特萊，到李慕白，到奈斯比（寫《中國大趨勢》的那位），到季辛吉，都是中國官方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已經是一大串混雜著慾望、彼此利用、投機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中國故事了。可是還沒有這方面很好的書寫。台灣人被利用的當然更多！或險被利用的，如寫《尹縣長》的陳若曦。而何偉，現在已經更清楚地意識到了吧。他的中國書寫，遠離政治，但把中國底層人物和發展脈動置於大政治的架構下，耐讀好看。他離開中國去開羅時，說自想在若干年後回到中國，再次書寫中國，他會寫什麼主題呢？政治依舊是他若即若離的背景嗎？比較下來，當何偉去開羅時，歐逸文正從開羅到北京（他之前是駐開羅的記者，二人路徑正好相反，很有趣！），他的書寫，聚焦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聚焦在中國的公眾人物。

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紐約客》（TheNewYorker）記者歐逸文（EvanOsnos）長期觀察中國局勢，首本見證中國近代轉化史的著作《野心時代》（暫譯，AgeofAmbition:ChasingFortune,Truth,andFaithintheNewChina）在幾經思考後，決定因審查制度放棄在中國出版。歐逸文指出，審查刪減對出版品的最大傷害不在於縮水的比例，而是它減弱了作品能夠刺激讀者思考的能量，甚而造就一種符合官方說法的錯誤暗示。中文讀者仍可透過台灣出版商讀到這本著作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