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丹知道盛怒之下會驅使人們對毫無抵抗能力的婦女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在延安路曾有五名維吾爾人當街把一名漢人給殺死，馬爾丹的表親就是施暴的其中一員。他願意跟我談談這件事，不過在公開場合說這事讓他焦躁不安，所以我們開車穿過了賽馬場，停進某個相當僻靜的小巷內。
馬爾丹的表親就跟他一樣，高中都沒畢業。暴動當時二十四歲，且處於失業狀態。他先前唯一的工作經歷就是在某間餐廳的廚房做事。當烏魯木齊陷入暴動時，他也走上街頭。馬爾丹明顯不願意描述表親所犯下的恐怖行徑，只說：「他和朋友一塊出去，結果局面失控了。他不過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點上，出現在不對的地方。整個家族的人都傷透了心。但他是個乖孩子，都會去清真寺，而且以前從來沒惹過禍。」
對於表親在攻擊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讓馬爾丹感到相當難為情，他也對這事以宿命論看待。「事已至此，我們也無力回天。」馬爾丹說。暴動之後，有二十五名維吾爾人被判死刑，他的表親因為到警局自首而逃過死劫。他當時別無它法，因為其中一名朋友已經被拘禁，並且也把他給供了出來。
現在他在離家一千公里外的阿克蘇監獄服刑，家人也因路途太遠而無法前往。馬爾丹說：「打從他被捕之後，就沒收過他的隻字片語了。獄方不准他通信。」他的雙親在開庭審判時見過他，可是沒法和他講上話。他們希望能夠出錢補償死者的家屬，好在幾年內就把他從監獄內放出來。我當時沒表示看法，那得給受害者家屬多大的鉅款，而且還要當局同意釋放以重罪被定罪的維吾爾人。
發生於二○○九年七月的示威活動，肇因於兩名在南方廣東省工廠內工作的維吾爾人遭到漢族的婦女同事陷害，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被以強姦罪起訴，後來處死的新聞透過簡訊迅速傳到了新疆。透過網路、行動電話的傳播，中共極難對那些麻煩的新聞進行過濾檢查，唯一的方法就是封鎖所有的對外管道。在暴動爆發的幾個小時內，完全無法打電話到新疆，也無法接收、傳送訊息。
北京將這場混亂歸咎於於維吾爾族的「慣犯」熱比婭（Rebiya Kadeer）。她之前是極為成功的商場女強人，同時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橡皮圖章國會──的政協委員，漢人把她推舉出來，成為維吾爾人的模範樣板。不過當熱比婭開始抨擊中共的新疆政策之後，就與當局產生了衝突。在囚禁了六年之後，二○○五年她以保外就醫的名義遠赴美國，流亡到有大規模維吾爾族流亡人士的華盛頓。
熱比婭堅持要以和平、非暴力以及民主程序來建立獨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國。從那時起熱比婭就被選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ighur Congress）的主席。該會總部設於慕尼黑（Munich），把鼓動維吾爾獨立建國的流亡團體給團結起來，也是反對中國統治新疆的團體中最廣為人知的。中國政府一貫把熱比婭強加上分離主義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惡名，並且立刻指控她以及該大會是精心策劃這場暴動的幕後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