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都遭受國際社會孤立，台灣與以色列兩國更加惺惺相惜，許多的軍事合作計畫也在這個時候發生。在贖罪日戰爭中有優秀表現的天使二型飛彈，於1975年被引入台灣，並由中山科學研究院仿製為雄風一型反艦飛彈，安裝於中華民國海軍陽字級驅逐艦上。雄風一型飛彈總計生產了523枚，為台灣打造國產飛彈的歷史拉開序幕。
緊接著雄風一型飛彈之後，被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出來的是青鋒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做為遏阻共軍犯台的最終兵器。青鋒飛彈能夠誕生，同樣得益於以色列顧問的協助，可以證明70年代90年代為中華民國還有以色列國防技術合作的蜜月期。除了飛彈之外，從雷達、航電到烏茲衝鋒槍在內許多美國不願意給的技術，都在這20年的時間進入台灣。
哪怕是經國號戰鬥機的誕生，都少不了以色列暗中向中華民國提供的技術協助，台灣在那被孤立最為徹底的20年時間內反而國防產業突飛猛進。在那個美國考慮向大陸出售F-16，法國考慮向大陸出售幻象2000的時代，若要是沒有以色列的協助，中華民國能否撐到六四事件後西方國家的集體轉向也還真的是不一定。
而且所有與以色列的合作，都是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的，除了要防範美國和歐洲的干擾之外，同時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也正在進行密切的經貿合作。甚至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也獲得沙烏地阿拉伯邀請到葉門指導北葉門空軍與蘇聯扶持的南葉門對抗。若被發現同一時期中華民國也在與以色列從事緊密的軍事交流，勢必會危及到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
回顧中以合作的歷史
到了1992年，伴隨著蘇聯的解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以色列實現了所謂的關係正常化。以色列與中華民國的軍事合作就此大幅縮水，但是卻沒有因而停止，台灣甚至還從2001年起連續租用以色列間諜衛星六年，以密切掌握共軍的動態。如果把遭到美國阻止而胎死腹中的計劃包括在內，那麼中華民國研發核子武器的技術同樣少不了來自以色列的幫助。
由此可見，雖然以色列自1950年以後就與中華民國斷絕了外交往來，且中華民國看似與阿拉伯有更直接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中華民國政府認同更多的還是以色列。這不只是現實上對國防軍事技術的需要，同時還有來自蔣家父子身為基督徒的耶路撒冷情節。從蔣中正的以下這段話，不難看見他對世局的認識有相當部分是受到聖經影響的：
「信心中不是沒有懷疑，而是能夠置懷疑於不顧，勇往直前，這才是信心。信心使摩西有勇氣帶領以色列人民出埃及，渡紅海，脫離了強權的控制。信心使約書亞有勇氣進入伽南，消滅了他的敵人，建設了他的國家。同樣的，信心也能使我們像穿越精神上的約旦河一樣，穿越臺灣海峽，而到達彼岸，回返大陸，戰勝惡魔，解救大陸同胞，重建中華民國。」
以色列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邦交，卻能夠如同樣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邦交的新加坡一樣和台灣發展出密切的合作關係。至於阿拉伯國家，則除了靠空軍飛行員維繫的約旦外，都是以現實主義為考量而結交，且無一例外都因現實主義而去。胡笙國王去世後，就連中華民國駐約旦商務代表處也在中共壓力下於2018年更名為駐約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至於巴勒斯坦，雖然外交部並非沒有提供過難民人道救助，但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始終不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放在眼裡。在戒嚴時代官方出版的報章雜誌上，也一律將「巴游」視為如同當今伊斯蘭國的恐怖份子看待。要等到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率領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以色列和解後，台灣才得到有和巴勒斯坦方面交流的機會。
＊作者為軍事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