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極端恐怖組織哈瑪斯（Hamas）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人們的視角又突然從東歐轉移到了中東。近年來以色列已大幅改善了與眾多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不過哈瑪斯在伊朗的支持下卻仍舊沒有放棄暴力抗爭的路線，相信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東仍舊不會安定。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抗爭，並不始自1987年成立的哈瑪斯，而是早從以色列建國當下的1948年就開始了。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以「輸出革命」為口號，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援助與道義支持，甚至許多哈瑪斯戰士，還會操石家莊口音的中文。《共產黨宣言》曾經在日本左派協助下翻譯成中文，《毛語錄》同樣是在日本赤軍協助下被翻譯成阿拉伯文，成為巴勒斯坦戰士的精神聖經。
巴勒斯坦獨立運動的精神，甚至還在同時代影響了台灣獨立運動，給予他們反抗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信念。獨派人士蔡吉源就以參與刺蔣案的黃文雄與鄭自才為例強調：「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如果熱衷參加以色列總統大選它有可能建國嗎? 錯把他國（ROC）當我國(台灣)是本土台灣人的致命傷! 也是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位英雄所不願看到的結局！」
可見中華民國在冷戰時代的兩大威脅，都對巴勒斯坦獨立運動採取肯定的態度。那麼中華民國政府本身，對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乃至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衝突又是採取什麼樣的立場？是完全的同情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阿拉伯國家？還是在兩者之間採取折衷的關係？由於台灣在中東事務上缺乏真正的話語權，關於這個問題過去研究者並不多見。
在討論中華民國對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以前，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到底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的衝突能否整個被套用到冷戰時代美蘇對抗的架構中，才能得出一個結果。是否以色列就一定親美，蘇聯就一定支持阿拉伯聯盟和巴勒斯坦？先把這些問題釐清，才能夠進一步討論中華民國的角度是什麼。
宗教大於意識形態之爭
答案是否定的，以巴與以阿的衝突都不能夠被簡單套用到美蘇對立的冷戰格局之下，而是屬於冷戰全球兩極對立狀態下的區域衝突。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下，同時存在著烏克蘭人與波蘭人之間的種族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以及東南亞人民試圖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一樣，並不都能歸納到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的世界大戰架構之下。
以色列、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三方，都有屬於自己的左派和右派，對於要在冷戰大格局中站在美國還是蘇聯的陣營各有看法。比如同時代的阿拉伯國家中就有親蘇聯的埃及與親美國的約旦，但是兩個國家在四次以阿戰爭中都結盟起來對付以色列。伊拉克在1958年經歷了一場政變，從原本的親美路線改採親蘇路線，但是反對以色列的態度卻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蘇聯也不總是站在以色列的對立面，事實上1948的第一次以阿戰爭中，加入以色列國防軍的猶太人有相當高比例是蘇聯紅軍出身的二戰老兵。以色列空軍抵禦阿拉伯諸國空軍的主力，是25架仿造至德國Bf 109戰鬥機的艾維亞（Avia）S-119和60架噴火式戰鬥機，幾乎都是由親蘇聯的捷克斯洛伐克所提供。
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共，都基於共產主義的無神論信條，在以阿戰爭爆發之初採取中立，甚至於比較偏袒以色列的態度。反倒是美國與英國，並沒有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中給以色列什麼有力的支持，來自美國的資金與武器多由在美的猶太人團體捐助或者籌購。甚至到了1949年，都還出現以色列空軍擊落英國皇家空軍噴火式戰鬥機的紀錄。
在1956年爆發的第二次以阿戰爭中，英國與法國採取積極支持以色列的態度，三方聯手出兵阻止埃及政府國有化蘇伊士運河的行動。想不到最反共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反將了英法以三國一軍，與蘇聯聯手幫助埃及渡過危機。蘇聯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中挺以色列，美國在第二次以阿戰爭中挺埃及，可見以阿之間更多的是宗教衝突而非意識形態的對立。
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何？
蔣中正受妻子宋美齡影響，是虔誠的基督徒，對耶路撒冷自然也會有基督徒的情節。如果一定要從個人的宗教信仰來看，他確實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同情者，而且在1939年就有在雲南騰衝庇護猶太難民的計劃。然而中國終究不是基督教國家或者猶太教國家，國內有廣大的穆斯林族群存在，甚至國民政府的領袖中也不缺乏白崇禧和馬步芳等回教徒。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從廣結善緣的角度出發，不希望得罪以色列與阿拉伯任何一方，所以在1947年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即所謂的「以巴分治案」中與實際託管巴勒斯坦地區的英國一樣投了棄權票。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包括美國、蘇聯以及法國在內都投了贊成票。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的蔣廷黼，也希望中華民國能走出有別於美國和蘇聯的第三條道路。
到了1949年戡亂戰爭最吃緊的階段，伴隨著中央軍嫡系部隊分崩離析，擁有穆斯林信仰的西北馬家軍成為了反共意識最頑強的部隊。在中華民國政府高度依賴穆斯林武裝抵抗共軍的情況下，外交部對待複雜的以阿問題依舊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但還是在1949年3月與以色列建立了領事級別的關係。不過中華民國與以色列正式的外交關係，只維持不到一年的時間而已。
正如同美國一開始沒有完全支持以色列，蘇聯一開始也沒有完全反對以色列一樣，以色列起初也不打算在美蘇兩大陣營中選邊站。以追求生存為最高宗旨的以色列，在1950年1月10日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以色列自認在外交政策上不受任何意識形態與宗教影響，能比狂熱的阿拉伯國家更受蘇聯等無神論主義國家的好感。
中華民國失去了以色列的外交承認，只能全力鞏固阿拉伯國家的外交關係，但同時仍盡量避免得罪以色列。美國更是將重心擺在圍堵蘇聯的全球擴張上，想方設法拉攏阿拉伯各國的王室壓制共產主義勢力，對以色列的態度相對冷落。艾森豪甚至還在1955年主導成立了以伊拉克王國為核心的《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組織，強化與中東穆斯林國家的合作關係。
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
有趣的一點是，無論是美國還是中華民國，在50年代推行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的同時，都有意無意忽視巴勒斯坦的存在。一來是雙方都不打算完全把以色列推到對立面，二來是巴勒斯坦本身不具備足夠的力量抵抗蘇聯入侵中東。《巴格達公約》組織會員國除英國和美國外，已涵蓋了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等四個不同族群與派系的穆斯林國家。
美國很天真的相信，對共產主義無神論信仰的反感已足以團結穆斯林國家抵抗蘇聯，而且很快還會有更多的穆斯林或者阿拉伯國家加入這個集體防禦組織。這四個穆斯林國家之中，除了1950年與中共建交的巴基斯坦外，在1955年當下也都理所當然是中華民國的邦交國，而且即便是無邦交的巴基斯坦，當時也還維持與中華民國的軍事合作關係。
然而伊拉克是阿拉伯國家、伊朗是波斯國家、土耳其是土耳其國家，巴基斯坦則以旁遮普族人為主要的人口組成，四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民族主義。其中伊朗又信奉的是穆斯林的什葉派，伊拉克王室則信奉遜尼派，意味著雙方遲早將因為對可蘭經（Quran）解讀的不同爆發紛爭。但是不用扯那麼遠，因為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分歧其實可能比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分歧還要大。
原來在埃及少壯派軍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在1953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美的埃及王室，掀起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浪潮。納瑟不只主張所有阿拉伯國家應該團結起來消滅以色列，還認為阿拉伯國家應該超越宗教信仰的枷鎖，從自身的國家還有民族利益角度出發選擇結交美國或者蘇聯為盟友，而非簡單的反共意識形態。
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去世，蘇聯亦擺脫無神論信仰的意識形態，第一個跳出來對阿拉伯民族主義表達支持。周恩來則在1955年出席萬隆會議時宣告中共「以誠相待，廣交朋友」的新立場，不再以意識形態做為推行對外關係的唯一準則。換言之，無論阿拉伯國家是否信仰穆斯林，是神權國家還是王權國家，都不再影響中共與他們發展對外關係。
集體倒向中共的阿拉伯國家
於是從1956年開始，由埃及率先帶頭，阿拉伯國家開始紛紛倒向中共。此刻的中共，也有了與蘇聯互別苗頭，爭奪共產主義老大哥地位的野心。為了得到數量遠多於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支持，以擺脫被美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外交困境，中共不再把援助的對象限於與自己意識形態一致的共產主義國家，亦不再排斥和王權甚至神權國家結盟。
所以當1958年伊拉克爆發革命，推翻反美的王室之後，中共立即對金門發起「八二三砲戰」，目的就是要把「美帝」的力量集中到東亞來，協助阿拉伯兄弟們維持「革命成果」。王室被推翻後的伊拉克，也確實一如中共所料的與台北斷交，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隨著伊拉克王國被推翻，《巴格達公約》也就名存實亡。
或許也是因為在爭取阿拉伯國家支持上一無所獲，甚至還不斷失去已經累積的外交成果，美國才從60年代起開始調整路線，向以色列提供有限的武器援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則在1965年5月設置了駐北京辦事處，正式成為毛澤東「輸出革命」的對象。而在那個兩極對立的年代，任何事情只要與中共沾上了邊，都會立即遭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
雖然以色列承認了中共，但此刻的中共和蘇聯都從結交阿拉伯國家的角度出發反對以色列，中共也不曾回應過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以色列從中華民國政府的角度看來就已經比巴勒斯坦還要可愛了，更何況巴勒斯坦解放軍，或者中華民國官方所宣稱的「巴游」戰士幾乎人人手中一本《毛語錄》，更是讓台北方面看了就礙眼。
不過即便如此，以色列方面還是從絕對的現實主義出發，認為應當等待中共「回心轉意」，沒有與中華民國恢復正式的邦交關係。中華民國之所以能與以色列重新接觸，還要感謝一個表面上與以色列敵對，但是卻高度親美反共的阿拉伯國家幫忙。這個阿拉伯國家中的清流，就是1957年才與中華民國建交的約旦哈希米王國（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中東沙漠中的清流
約旦親王胡笙（Hussein of Jordan）早年曾接受過飛行訓練，對飛行十分享往，他在1959年3月份造訪台灣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派遣二戰空戰英雄喬無遏負責接待，兩人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胡笙親王因此對中華民國空軍產生了強烈的好感，後來中華民國政府也就隨其所耗，從1967年開始派遣空軍出身的陳嘉尚擔任駐約旦大使。
進入60年代以後，美國為了抗衡蘇聯、中共與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的結盟，期待能推動約旦等親美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和解。在陳嘉尚之前擔任大使的陳質平與保君建，都在推動以阿和解上有所努力，但是都難以說服胡笙親王與以色列和解。最大的關鍵，就是在於約旦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主要的援助國，而且以色列還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一舉佔領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
六日戰爭就是既蘇伊士運河危機後的第三次以阿戰爭，約旦因為不聽從以色列的警告執意出兵與埃及結盟，導致大片土地為以色列國防軍所奪去。此刻中華民國雖仍維持與約旦的友好關係，但卻已經難以掩飾對以色列的敬佩之情。尤其是以色列以一己之力對抗多個阿拉伯國家的頑強精神，更是被蔣中正總統視為國軍所應該效法的典範，光復大陸也唯有如此才能成功。
蔣中正在1967年11月主持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暨中央評議委員第四次會議講時，就以六日戰爭中的以色列國防軍為榜樣強調：「革命精神浩然長存，像以色列那樣，雖失國踰二千年之久，最後還是照樣可以中興再盛的。所以我常說，即使國家為敵國外患所侵佔敗亡，只要民族精神、傳統文化，以及國民革命志氣，保存不亡，則國家領土與主權，必有恢復之一日。」
陳嘉尚就任以後，便按照蔣中正的命令遊說約旦與以色列和解，防範中共勢力藉由阿拉伯民族主義還有「巴游」在中東壯大。空軍大使的到來，確實有效推進了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中華民國空軍也得以在1968年派遣中央航空學校第7期畢業的李礩訪問以色列空軍，並於當年10月15日向國防部長蔣經國提出報告。
兩支亞洲最強空軍的交流
在1968年訪問以色列空軍的10年前，以F-86軍刀機為主力的中華民國空軍擊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贏得「八二三砲戰」期間空中作戰的勝利。中華民國的F-104星式戰鬥機在1967年又取得「一一三空戰」的勝利，被公認為東亞最強的空軍。同樣的以色列空軍也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戰爭中，以250架戰機對抗擁有600架戰機的阿拉伯聯軍。
結果以色列空軍以46架戰機的損失為代價，摧毀了452架敵機，其中約旦空軍派出的34架飛機在戰爭打到第三天就煙消雲散。從這個角度來看，稱呼以色列空軍是西亞最強空軍並不誇張。以色列空軍成立的比中華民國空軍晚，卻取得了比中華民國空軍更為輝煌的戰果，讓李礩、陳嘉尚與空軍總司令賴名湯將軍都有強烈的興趣。
何以裝備法製幻象III型的以色列空軍，能夠擊敗獲得MiG-17、MiG-19以及MiG-21等蘇聯先進戰機的阿拉伯聯軍？對此李礩在報告中強調，以色列空軍贏在情報確實、計劃週密、訓練專精、裝備能作多種運用、良好的修護制度、指揮官卓越，而下級人員又能主動、創意、負責、果敢以及動員迅速與徹底等原因。
此外李礩還考察了以色列的戰鬥村，忍不住在報告中又對以色列大加讚揚，強調：「其傳統性基於愛國熱誠、互助合作、團結奮鬥、村民自幼守法守時，崇尚合群之生活。講情義、重道義、自動自發、冒險犯難、實踐篤行、國家重於一切，團體重於個人，相沿至今，已成為其立國之基本精神，及建國之核心。」
從李礩的報告來看，也不難發現雖然中華民國是約旦的友邦，卻對約旦的敵人，「非友邦」的以色列有更高的敬佩。中華民國的外交官還要顧慮到阿拉伯友邦的顏面，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卻難以隱藏對以色列空軍英雄惜英雄的崇拜。這趟訪問開啟了東亞最強空軍與西亞最強空軍的交流，也讓未來以色列與中華民國的軍事合作有了更多的可能。
改變中東格局的「黑色九月」
六日戰爭的霹靂表現，讓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onson）對以色列刮目相看，決定提供美軍最好的F-4幽靈式戰鬥機給以色列空軍。與此同時，接受約旦庇護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眼看約旦不斷失敗，「復國」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居然把暗殺目標鎖定到了胡笙親王身上。經歷了兩次失敗的暗殺後，胡笙國王受夠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下令約旦皇家陸軍向「巴游」開火。
約旦陸軍對巴勒斯坦解放軍的掃蕩從1970年9月開始，持續到1971年7月結束，因此得名為「黑色九月」。交戰的過程中，約旦皇家陸軍不只對巴勒斯坦解放軍和巴勒斯坦難民營開火，還與支援巴勒斯坦的昔日盟友敘利亞部隊交戰。這場戰鬥讓約旦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係就此「回不去了」，也讓約旦幾乎與阿拉伯聯盟國家翻臉。
來自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遊說，都遠不如巴勒斯坦對胡笙親王發動的兩次暗殺行動更能推動約旦跟以色列緩和。陳嘉尚在1971年3月22日發給總統府的報告中指出：「約政府軍兵力強大，武器精良，士氣旺盛，俱忠誠擁戴皇室，原不難一鼓作氣將巴游全部殲滅，惟因顧及部分阿拉伯國家對巴游之同情與支持，深恐操之過急造成外交困擾。」
最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被驅逐到了黎巴嫩，敘利亞的攻勢也被擊退，約旦親王堅決反對恐怖組織的態度贏得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好感。美國向約旦提供經濟援助，也促使了約旦在1973年爆發的贖罪日戰爭，即第四次以阿戰爭中只派出象徵性部隊參戰，而且從頭到尾也只有23人死亡與77人受傷，實質上已退出了反以聯盟。
雖然並非真正推動約旦與以色列和解的主力，但是陳嘉尚與接替他擔任大使的王叔銘上將、陳衣凡上將都為此奔走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更重要的一點，是三任大使都是中華民國空軍出身，可見中華民國空軍在推動以阿和平方面也有過自己的貢獻，而且是在沒有發射一枚飛彈或者機槍子彈的情況下完成的，非常可貴。
可惜進入1972年以後，伴隨著尼克森訪問大陸以及美國和中共的和解，約旦也不再有必要顧慮華府的臉色而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1977年，胡笙親王還是從約旦本身的國家利益出發，追隨絕大多數的阿拉伯國家做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決定。不過直到今天為止，約旦仍是阿拉伯國家當中和台灣關係最為緊密者。
一起淪為國際孤兒
進入70年代以後，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還遭到了美國背棄，淪為國際孤兒。可事實上中華民國並不孤單，在那個左翼潮流席捲全球，外加以阿拉伯國家為主體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對西方國家大搞石油禁運之際，以色列、南非都與中華民國一樣不受國際社會歡迎。當時台灣被視為威權主義國家，南非被視為種族隔離國家，以色列則被視為大猶太主義國家。
既然都遭受國際社會孤立，台灣與以色列兩國更加惺惺相惜，許多的軍事合作計畫也在這個時候發生。在贖罪日戰爭中有優秀表現的天使二型飛彈，於1975年被引入台灣，並由中山科學研究院仿製為雄風一型反艦飛彈，安裝於中華民國海軍陽字級驅逐艦上。雄風一型飛彈總計生產了523枚，為台灣打造國產飛彈的歷史拉開序幕。
緊接著雄風一型飛彈之後，被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出來的是青鋒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做為遏阻共軍犯台的最終兵器。青鋒飛彈能夠誕生，同樣得益於以色列顧問的協助，可以證明70年代90年代為中華民國還有以色列國防技術合作的蜜月期。除了飛彈之外，從雷達、航電到烏茲衝鋒槍在內許多美國不願意給的技術，都在這20年的時間進入台灣。
哪怕是經國號戰鬥機的誕生，都少不了以色列暗中向中華民國提供的技術協助，台灣在那被孤立最為徹底的20年時間內反而國防產業突飛猛進。在那個美國考慮向大陸出售F-16，法國考慮向大陸出售幻象2000的時代，若要是沒有以色列的協助，中華民國能否撐到六四事件後西方國家的集體轉向也還真的是不一定。
而且所有與以色列的合作，都是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的，除了要防範美國和歐洲的干擾之外，同時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也正在進行密切的經貿合作。甚至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也獲得沙烏地阿拉伯邀請到葉門指導北葉門空軍與蘇聯扶持的南葉門對抗。若被發現同一時期中華民國也在與以色列從事緊密的軍事交流，勢必會危及到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
回顧中以合作的歷史
到了1992年，伴隨著蘇聯的解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以色列實現了所謂的關係正常化。以色列與中華民國的軍事合作就此大幅縮水，但是卻沒有因而停止，台灣甚至還從2001年起連續租用以色列間諜衛星六年，以密切掌握共軍的動態。如果把遭到美國阻止而胎死腹中的計劃包括在內，那麼中華民國研發核子武器的技術同樣少不了來自以色列的幫助。
由此可見，雖然以色列自1950年以後就與中華民國斷絕了外交往來，且中華民國看似與阿拉伯有更直接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中華民國政府認同更多的還是以色列。這不只是現實上對國防軍事技術的需要，同時還有來自蔣家父子身為基督徒的耶路撒冷情節。從蔣中正的以下這段話，不難看見他對世局的認識有相當部分是受到聖經影響的：
「信心中不是沒有懷疑，而是能夠置懷疑於不顧，勇往直前，這才是信心。信心使摩西有勇氣帶領以色列人民出埃及，渡紅海，脫離了強權的控制。信心使約書亞有勇氣進入伽南，消滅了他的敵人，建設了他的國家。同樣的，信心也能使我們像穿越精神上的約旦河一樣，穿越臺灣海峽，而到達彼岸，回返大陸，戰勝惡魔，解救大陸同胞，重建中華民國。」
以色列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邦交，卻能夠如同樣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邦交的新加坡一樣和台灣發展出密切的合作關係。至於阿拉伯國家，則除了靠空軍飛行員維繫的約旦外，都是以現實主義為考量而結交，且無一例外都因現實主義而去。胡笙國王去世後，就連中華民國駐約旦商務代表處也在中共壓力下於2018年更名為駐約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至於巴勒斯坦，雖然外交部並非沒有提供過難民人道救助，但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始終不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放在眼裡。在戒嚴時代官方出版的報章雜誌上，也一律將「巴游」視為如同當今伊斯蘭國的恐怖份子看待。要等到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率領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以色列和解後，台灣才得到有和巴勒斯坦方面交流的機會。
＊作者為軍事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