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與中華民國關係最為緊密的亞洲國家，讀者們首先想起的可能是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或者日本國。韓國與越南的獨立志士都曾獲得中國革命的啟發．南越和新加坡都接受過台灣的軍事援助，日本則受惠於蔣中正的「以德報怨」政策。另外還有中南半島上的第一強國泰王國，也曾經是泰緬孤軍反共的頭號盟友。
可事實上今天的大韓民國是由流亡美國的李承晚所建，與金九領導下流亡重慶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關係不深。戰前流亡中國的越南國民黨人．都在戰後為胡志明所鎮壓殆盡，與中華民國一起反共的越南共和國如今已經是歷史名詞。至於泰國，則因為長期採取親日外交政策，要等到日本戰敗後的1946年才承認中華民國．雙方稱不上有何特殊關係。
新加坡從未與中華民國建立過正式的邦交，雙方的特殊關係是靠著蔣經國和李光耀的私人情誼在維持，且李光耀看待兩岸的立場始終是期許台灣能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談不上真正友善。真正與中華民國關係最緊密的亞洲國家，其實是大家所意想不到，實際上地理範圍卻與台灣一點都不遙遠的菲律賓共和國。
當菲律賓共和國在1946年7月4日宣告獨立時，國民政府即派遣外交部次長甘乃光出席羅哈斯（Manuel Roxas）總統的就職典禮，使中華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菲律賓的國家。大陸即將淪陷前的1949年7月，菲律賓成為了抗戰勝利後蔣中正第一個造訪的外國，其次才輪到我們一般人認為關係密切的南韓。
蔣中正不只希望拉攏菲律賓與南韓成為他的頭號反共盟友，組成圍堵中共和蘇聯的太平洋公約組織，甚至還一度將菲律賓視為中華民國政府可能的海外流亡基地，顯見菲律賓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非同小可。何以中華民國能與菲律賓發展出如此緊密的關係？一切都必須要從早年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政策還有菲律賓首任總統羅哈斯與蔣中正的情誼談起。
美國殖民政策的影響
根據新加坡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龔建文研究，美國對菲律賓採取的特殊殖民政策特別有利於國民黨在菲律賓的發展。首先是美國頒布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華人勞動階級大規模移民菲律賓，使得菲律賓的華人人口比起同時期的新加坡、馬來亞還有印度尼西亞少了許多，可華人少反而有利於國民黨的發展。
因為《排華法案》是以中國勞工為主要的排除對象，但商人和知識份子不在此例，菲律賓華僑普遍以資本家還有高級知識份子為主，自然比較容易支持中國國民黨。不像新加坡與馬來亞的華人，主要來自社會底層，很容易為馬來亞共產黨所吸引過去。再來則是統治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打壓國民黨，而統治菲律賓的美國卻樂見國民黨壯大。
為了排除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勢力，美國以身作則的在1933年通過了允許菲律賓在1946年獨立的法案，並扶持菲律賓精英成立了名為菲律賓自由邦（Commonwealth of the Philippines）的過渡政府。菲律賓的民族意識在美國的鼓勵下逐漸壯大，且以血統論做為判斷是否具有菲律賓自由邦邦民的優先考量，因而沒有強迫華人必須立即歸化為菲律賓的邦民。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為代表的反共僑團得以在菲律賓成長茁壯，甚至得到中華民國駐馬尼拉總領事館的支持，發展僑社內部的商業以及教育活動。國民黨的分部還有以馬尼拉中正學院（Chiang Kai-shek College）為代表的僑校，如雨後春筍般的在菲律賓各地成立起來，使中華民國得以在菲律賓境內建立一個以華僑為基礎的「國中之國」。
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支持重慶國民政府的華人又先後成立菲律賓戰地民主血幹團、菲律賓華僑青年戰時特別工作總隊、菲律賓華僑義勇軍以及迫擊第339團等簡稱「四抗」的抗日組織，配合美菲聯軍對日軍作戰。「四抗」事後獲得了盟軍的承認，使中國國民黨在菲律賓反抗日本軍事佔領還有爭取獨立建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且正面的角色。
菲律賓首任總統羅哈斯
支持國民黨的華人因為在美軍反攻菲律賓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菲律賓建國的史詩中獲得了英雄般的崇拜，可這並不代表戰後統治菲律賓的國家精英通通都是國民黨抗日華僑的盟友。比如菲律賓共和國的首任總統羅哈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擔任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與菲律賓自由邦總統奎松的聯絡人。
奎松總統為了確保自己不為日軍俘虜，曾私下向麥克阿瑟將軍餽贈了50萬美元的禮金，此一行為在菲律賓的文化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卻足以破壞美軍的倫理。因此當奎松向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提出餽贈50萬美元的禮金時，艾森豪將軍立即拒絕。然而麥克阿瑟卻收了下來，而且此事還為羅哈斯所掌握，成為了日後羅哈斯改變自己命運的關鍵點。
事後奎松總統確實在麥克阿瑟的保護下沒有為日軍俘虜，但被留在民答那峨島殿擔任達沃市（Davao City）市長的羅哈斯准將卻不幸被俘。就如同當時絕大多數被俘虜的美菲聯軍戰俘，起初羅哈斯也遭到日軍的暴力對待，好幾次都差點喪命。幸好時任日軍第10獨立守備隊高級副官的神保信彥中佐，大力主張網羅羅哈斯等菲律賓精英，以建立一個親日的菲律賓共和國。
羅哈斯接受了神保信彥中佐的提議，在1943年10月14日出任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總統勞瑞爾（Jose P. Laurel）的私人顧問，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親日派」。在羅哈斯的帶領下，80%被俘虜的菲律賓戰俘組成了親日的保安部隊（Philippine Constabulary），專門打擊菲律賓共產黨的游擊隊「虎克黨」（The Hukbong Bayan Laban sa Hapon）。
菲律賓保安部隊鎮壓的不只是菲律賓共產黨人組成的菲律賓人民軍，同時 還鎮壓左派華人組成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考量到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依舊存在，羅哈斯對非共的游擊隊，包括非共的華人游擊隊向來不往死裡打。但是他殘酷取締共產黨的政策，卻激怒了「虎克黨」人，也讓左派華人對他恨之入骨，埋下了雙方在戰後衝突的伏筆。
主張嚴懲「親日派」的左派
與日軍合作的當然不是只有菲律賓人，許多反共的菲律賓華僑，尤其是年紀較大，性格保守的國民黨元老們多數也主張與日軍妥協。雖然菲律賓的抗日氛圍遠比新加坡、馬來亞以及印度尼西亞還要強烈，讓主張投降的華人在菲律賓少了許多，但還是有不少國民黨元老在被日軍俘虜後屈服於肉體乃至於精神上的折磨，同意加入效忠南京汪精衛政權的菲律賓華僑協會。
日本戰敗後，羅哈斯憑藉著他掌握到麥克阿瑟將軍收了奎松總統贈禮的黑歷史，不只躲避了通敵審判，還成為了菲律賓自由邦的末代總統以及菲律賓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羅哈斯不只剝奪了「虎克黨」老兵的退伍軍人待遇，而且還將共產黨籍的國會議員從議會中驅逐出去。為此「虎克黨」的領袖塔魯克（Luis Mangalus Taruc）再度走入叢林展開反政府鬥爭。
同時左派菲律賓華人也大力主張審判參加過華僑協會的「漢奸」，並為此多次與美軍反情報部隊（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爆發衝突。國民黨對待「親日派」華人的立場較為矛盾，主要是在於參加「四抗」的抗日人士多為熱血愛國青年或知識份子，不像參加華僑協會的「親日派」那般是擁有巨額財富的商會領袖．剷除掉他們等同於剷除掉國民黨馬尼拉總支部在菲律賓的金主。
為了確保總支部在菲律賓的運作，同時國民政府在蔣中正的領導下也走上了反共的道路，聯手打擊中國與菲律賓的共產主義勢力成為了中華民國和菲律賓共和國的共同利益。為了避免馬尼拉當局針對左派華人的鎮壓從原本的反共升級成反華，右派華人也團結起來決定自保。自保的方式不是與左派聯手起來抵制羅哈斯「反華」政策，而是協助菲律賓軍警鎮壓左派。
於是在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的策劃下，右派華人開始積極協助菲律賓軍警逮捕左派華人，以確保親美反共的政權能在菲律賓延續下去。事實上為了證明自己對菲律賓共和國的忠誠，反共華僑不只檢舉信仰共產主義的華僑同胞，還協助指認破壞菲律賓治安的三合會幫派份子，確保了菲律賓華人不至於因為羅哈斯的反共國策而失去立足之地。
蔣中正給羅哈斯的「投名狀」
不過光是共同的反共政策，還不足以讓羅哈斯與蔣中正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畢竟兩人在二戰時分屬不同陣營，曾經彼此之間也是敵人。蔣中正想要取得羅哈斯信任，他還必須要上繳「投名狀」，才能確保中華民國政府在菲律賓境內的特權。剛好曾經救了羅哈斯一命的日本軍人神保信彥中佐，抗戰末期被掉到了山東戰場擔任日軍第43軍的高級副官，並以戰犯身份遭受國府的關押。
羅哈斯在1946年8月26日寫信給蔣中正，強調自己無意為神保信彥在中國戰場上的行為開脫，但卻指出神保信彥是確保他在日軍關押下活下來的一個關鍵人物。到底神保信彥在山東戰場上有沒有製造暴行，詳細證據還要等待筆者參考來自大陸的史料才能定奪，不過從蔣中正反共優先的角度來看，他顯然把追求與菲律賓的邦誼置於聲討日本戰犯的罪行之上。
於是到了爆發「二二八事件」的1947年3月，人被關押在山東濟南的神保信彥重獲自由，羅哈斯立即在4月18日同意簽署《中華民國菲律賓共和國友好條約》，不只與中華民國建立了公使級的外交關係，而且還允許中華民國在菲律賓境內維持自己的商業網路與教育體系。華人在菲律賓境內的「國中之國」得以延續，被龔建文稱呼為「共享主權」（shared sovereignty）。
像羅哈斯這種戰時與日本合作，靠著掌握麥克阿瑟將軍收賄機密掌權的菲律賓總統，政治生命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不會長下去的，即便他與美國有共同的反共利益。1948年4月15日，在駐菲律賓美國空軍克拉克基地（Clark Field）發表演說的羅哈斯突然因為心臟病發「暴斃」。在美軍基地離奇死亡，讓關於羅哈斯總統到底是怎麼死的陰謀論甚囂塵上。
筆者同樣沒有證據證明到底羅哈斯是怎麼死的，就如同直到現在也沒人能說清楚朴正熙總統與安倍晉三首相被暗殺的真相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釋放神保信彥對維繫自由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大有助益。雙方的「共享主權」，持續維持到老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總統在1975年承認中共才畫下句點，讓反共的菲律賓華僑被迫接受歸化菲律賓國籍的安排。
複雜的三角關係
國民黨之所以能在菲律賓發展成功，甚至於菲律賓華僑之所以能在冷戰時代扮演中華民國最堅定支持者的角色，主要是受到了美國對菲律賓政策的影響。為了抗衡日本與英國，菲律賓自由邦在美國的要求下允許中國國民黨在菲律賓設置與發展黨部，並擴大辦理有別於菲律賓一般國民的僑民教育，形成了中華民國在菲律賓共和國之內「國中之國」的態勢。
戰後又基於圍堵共產主義的需要，美國強化了此一「國中之國」在菲律賓境內的存在，還默許蔣中正藉由釋放日本戰犯來建立與菲律賓「共享主權」的特殊關係。這些安排確實有維護自由世界的正面價值，「四抗」投入抗戰的歷史直到今天都還是中菲關係歷史上最美好的篇章，羅哈斯以來的歷屆菲律賓政府也在國民黨幫助下成功遏阻了共產主義勢力的壯大。
但此一「共享主權」的安排從菲律賓政府、菲律賓人民還有菲律賓華僑的角度來看都有許多黑暗面存在。比如菲律賓政府為了討好中華民國，會定期將左派華人送回台北接受軍法審判，而菲律賓情報部門在甄別左派人士的過程中卻經常出錯，導致很多被送到台北受審的菲律賓華人根本不是左派，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白色恐怖冤案因而發生。
站在菲律賓政府與人民的角度來看，中華民國則無形中成了與美國一起「精神殖民」菲律賓的幫兇，菲律賓共和國不被允許在194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迫服從美國與蔣中正的冷戰戰略，都再再證明了1946年的獨立並非真的獨立，倒是在1975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總算讓菲律賓共和國藉由引入中共勢力來平衡美國，取得了比過去更真實的獨立地位。
羅哈斯也好，與他一樣擔任過達沃市市長的杜特蒂也罷，甚至於現任菲律賓總統的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都無一例外是具備高度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不過夾在美國、中國以及日本等強權間，他們仍舊試圖維持平衡的外交關係，以確保菲律賓的主權獲得最大的尊重。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就能理解小馬可仕在見完習近平後才見拜登（Joe Biden）的原因了。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