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有個說法，叫「collateral damage」，附帶傷害。這個用語最早是出現在六〇年代的越戰，指的是美軍當時在打擊越共軍事行動，造成了許多平民傷亡。這些平民雖然不是目標，但還是死了；國際間就把他們稱為「附帶傷害」，後來這個用語被擴大使用，用來形容明明什麼都沒做，但只是因為運氣不好，就成了受害者的人。這次《說故事的人》要訪問的陳慧瑛，就是個附帶傷害。
她的父親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台大畢業，六〇年代參與黨外的民主運動，三十二歲被被捕入獄，刑求逼供、判刑八年；他不服，認為憑自己的聰明才智一定可以贏得上訴，結果上訴之後加重刑期兩年，四十一歲出獄、結婚，生了陳慧瑛跟弟弟。
慧瑛六歲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父親不准她跟母親往來。從小慧瑛就覺得父親怪怪的，經常極度不安、疑心病很重；即使出獄多年了，仍然懷疑被監控，對親人也無法信任，每通電話都要錄音，對子女的生活也同樣嚴密監控。對小時候的慧瑛來說，爸爸把警總帶到家裡來了。
慧瑛三十歲出頭，說話輕輕柔柔的，有一點藝術家的氣質。她來到錄音室的時候有男朋友陪著，受訪者有人陪同是很尋常的事。我們通常會安排坐在錄音區外的沙發上，因為我們一訪常常好幾個小時，我怕陪同的人會坐不住；但慧瑛要求讓男友坐在她身邊，我有些意外，但也覺得沒什麼不可以。工作人員給兩位都倒了水，訪談便開始了。
遭遇白色恐怖的菁英父親，出獄後罹患被害妄想、不再信任任何人
范琪斐：妳覺得他跟一般的爸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妳同學的爸爸，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你小時候在看他的時候。
陳慧瑛：我覺得小時候最大的困惑應該是他沒有工作，因為他從就是離開我們老家、第一個老家，他就沒有再繼續工作了。那原本在那個老家，他是做碾米工廠，所以他就是老闆這樣，然後離開那裡之後，他就沒有要再找工作。他總是會說他在找工作，或是他要工作，或者是沒有人要他，或者是，沒有人看到他的才華，他明明就是台大畢業的這樣。他總是會唸著這些事，可是他還是不會去工作，還是沒有試著應徵這樣。所以最大的不一樣應該是在沒有工作這件事上。
范琪斐：所以他大部分時候都待在家裡。
陳慧瑛：對對對。
范琪斐：所以就是，跟你們的相處時間應該很長啊？
陳慧瑛：很長，但是他不會真的在我們身邊陪我們啊！
范琪斐：他不跟你們說話的？就是不跟你們玩嗎？還是？
陳慧瑛：如果我們去吵他，或是去跟他講話，他可能就會說，我們這樣子吵他會害死全家。
范琪斐：我聽不大懂，為什麼吵他會害死全家？
陳慧瑛：因為我們家是，只要有人打電話進來，他就會錄音，他就會覺得某一些電話很重要，他可能代表了誰在監控他，或者是什麼狀況，然後他就會把它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從這一片錄音帶錄到另外一片錄音帶這樣；或者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他的訴狀上面劃重點，找資料、劃重點；或是看很多很多份報紙，看時事什麼，那些東西都對他來說都很重要，就是他在努力地洗刷他的冤屈。然後我不能打擾這件事情，那是他很重要的工作。
范琪斐：對他來講很重要。
陳慧瑛：對對對。他也會跟我們講，就是會跟我們講很多這個事情，可是我們當然都聽不懂。因為我是他第一個孩子，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會跟我說，然後會把一些證據或是一些資料攤在我身邊跟我說，這些事情是誰哪裡做錯事，法官哪裡沒看懂，或者是親戚怎麼樣，他都覺得我看得懂，或是我有看懂他的意思。我就是負責聽，可是我其實很不想聽這樣。
范琪斐：為什麼不想聽？
陳慧瑛：因為很累啊！就是總是在重複那一些恩，他在意的事情，比如說誰偷了他印鑑，或是誰在哪一個細節上面偽造文書，或是誰在什麼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大概就是重複這一些東西。恩，覺得他很痛苦。比方說，他每天出門都要花很多時間鎖門；鎖各種東西，比如說房間的某一些櫃子，或者是某一些文件夾，他必須要重複地綁塑膠袋綁得很緊、把它放好，還有就是，晚上睡前會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鎖門窗跟瓦斯；然後，我們其實也都不能拿鑰匙，因為……就是我們沒辦法自己上下學，沒辦法出門玩，就是鑰匙都在他身上，所以我們沒有家裡的鑰匙，然後也不能出去。
范琪斐：Ok，所以爸爸就管著那個鑰匙，也就是你們要出門，是要爸爸幫你開門？
陳慧瑛：可以這麼說，就是我們會一起行動，不太會分開；到國中開始要會自己去上學，就沒有再這樣。
范琪斐：妳有沒有問過他，為什麼不給妳們鑰匙？
陳慧瑛：我小時候應該有，但是結論應該還是一樣。就是他大概就會說：「這樣子不好，這樣不對，這樣會害死全家」什麼的，就是有人在看、有人在監視、然後有人在竊聽之類的，他就還是會這樣說。其實搞不好有啦！搞不好真的在我七、八歲之前搞不好真的有，因為那時候就還沒結束嘛！其實監控還是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是我那時候，就一直沒有理解這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只是，被我放在一種聽不懂他在講什麼的那個感覺。可能吧，可能是這樣。對，他給我釋放一種訊息就是外面很危險，反正就是很危險，就是不要問，就是很危險這樣。
范琪斐：所以妳們哪裡都不能去？
陳慧瑛：對對對。啊，我們也不能去畢業旅行也不能去，也不能去校外教學，都不行。
范琪斐：那到國中，妳現在比較大啦，那偶爾如果說出去跟同學玩晚一點可以嗎？
陳慧瑛：會被罵。
范琪斐：事先跟他講也不行嗎？
陳慧瑛：不行，事先就會更慘了。因為他就不會……就會跟你吵架。
范琪斐：他的理由是什麼？
陳慧瑛：他沒有很認真地在講一些理由，或是特別講什麼理由，但我可以看出他非常害怕。他很緊張、很害怕，然後會說我們這種行為都是要害了全家，一直到長大我當然知道，這跟他過去長期被監控有關嘛！還有他被抓的那個過程有關；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只是覺得，只是覺得他是一個嚴格的爸爸這樣，嚴格的大人。
把獄中刑求的創傷，置換對孩子媽媽的抹黑
爸爸非常的嚴格，姐弟倆也不能找媽媽訴苦；在慧瑛六歲的時候，兩人就離婚了。在爸爸的口中，媽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所以不准他們跟媽媽聯絡。
陳慧瑛：他們在結婚、生孩子之後，爸爸其實有一些……顯露出一些就是被害妄想，覺得別人在我們的餐裡面下毒那一類的東西，然後就是，慢慢家裡的生意越來越差的時候，媽媽想要出去工作。對爸爸來說，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就是他沒有成就。所以他就會很生氣地阻止媽媽，可是媽媽是一個從小就自己養活自己的人，所以她對這件事也很不諒解。所以我爸就開始羅織一些媽媽的罪狀說，這個是，她就是要來打我們、要來殺我們、要來害我們。她拿菜刀要來殺我們，她揍了爸爸什麼之類的。就會在我身上灌輸這些這些回憶，但我媽媽都說沒有這些事情。可是，我的確有一個印象是好像有被揍、有被打，然後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這樣。他大概會在我們身上灌輸這些事情，但是到了長大，但我現在回頭看……。
范琪斐：我再確定一下，所以這些事情有沒有發生？是你不記得，還是說？
陳慧瑛：我相信是沒有啦！就是比方說，他會說媽媽拿針刺我們下體啊！但是我小時候就覺得不可能，可是我腦袋裡面的確有這種印象，媽媽當然就說不可能，我幹嘛要做這件事？還有像是爸爸會說，媽媽有一次揍他，就跟他吵架的時候揍他的臉這樣，讓他就是整個牙齒都掉光。可是我也是小時候就覺得不太可能是這個樣子，怎麼可能這麼大力嘛？但是他的確有假牙，的確是滿口都是假牙。我後來回頭再去想，就是除了那個記憶可能是假的記憶以外，因為爸爸常常在講，可能就變成了一個真的記憶在腦袋裡；可是除了這樣以外，我覺得那些他說的那一些畫面，其實是刑求的畫面。
范琪斐：爸爸以前被刑求的畫面。
陳慧瑛：對啊！其實應該是他被刑求的畫面，只是他拿來講成，就是媽媽做的事情。到很後來長大之後，他有稍微跟我講一下刑求過程，大致上，就是很有名的那幾個刑求，包含就是，除了拳打腳踢的揍你以外，還有就是恩，去弄你的下體，可能是辣椒水去弄或是去揍他、或是去電他之類的，這些東西都是真的嘛！那我自己是覺得，應該是這個東西被他置換到我的記憶，就是他故意這樣說。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長期觀察台美兩地文化差異。長住美國紐約二十多年，2018年返回台灣定居。本文選自作者作品《說故事的人，在療傷的路上》（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