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兆豐銀遭美裁罰57億元而向當時董事長蔡友才求償案，一審判決被駁回，二審逆轉改判蔡友才須賠償5000萬元。台灣司法的財經專業讓人搖頭，「政治性格」則更讓人不忍卒睹。
兆豐是因違反美國金融監理單位的洗錢申報規定，在2016年時遭美國政府重罰1.8億美元，消息傳來震撼國內，大部份都以「兆豐洗錢案」名之，只是這個金融監理案件，從一開始就被政治化、「去專業化」。當時蔡政府剛上任，綠營見獵心喜，齊心努力把這個案件打成是「兆豐幫國民黨洗錢被抓到」，連洗錢幾百億元的數字都掰出來，周美青曾任職兆豐也被講成有關聯，最後綠營說成有一個龐大的藍營洗錢犯罪集團。
當然，最後綠營是鬧了一場大笑話：他們口中嚴重的洗錢案，其實只是兆豐違反美國的「洗錢申報規定」─注意是「申報規定」，白話文講就是兆豐違反程序，與兆豐洗錢不洗錢是兩回事；綠營把兆豐分行間往來的115億美元，視為「洗錢證據」，甚至與兆豐對國民黨中投放款百億作連結，但最後發現實際金額只有75億美元，且其中只有3億美元是民間匯款，其餘72億美元都是分行間因資金調度彼此的拆借…..，所有證據與數字都讓綠營製造出「龐大洗錢犯罪集團」的戲碼唱不下去，最後北檢「查無犯罪事實」 全案簽結。
不過，各種追殺倒是始終如一，原兆豐董事長的蔡友才成為主要對象，財政部硬是追回過去頒給的獎章也罷，恐怖的是各種罪名、司法追訟都上身，最特別─或是說最離譜的就是兆豐向蔡友才提出的民事求償57億，這應該算是史無前例，除了因應「政治需求」與民粹的社會氛圍外，看不出任何合法與合理性。
經營任何企業都有風險，除非是非常明確又嚴重的背信，以公司體制而言，向董事長求償是非常「奇特」；而金融機構又是必然有風險存在，有那個金融機構不曾被倒帳、被監理單位罰款、甚或經營政策錯誤而導致公司虧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能對董事長求償，不僅違反公司制的初衷與優點，大概更沒有人幹得下去。
國內外類似案例，幾乎俯拾皆是。最典範的案例是金融海嘯後，美國監理單位對各大銀行祭出重罰：花旗罰70億美元、摩根大通130億美元、美銀166億美元，法國巴黎銀行89億美元….，但有那家公司董事長個人因此被要求負擔這筆罰金？再如數年前爆發「柴油門」（偽造排氣資料）的福斯汽車，在2017 年進行認罪協商同意支付美國刑事和民事罰款共 43 億美元，其它賓士、BMW同樣也有被罰款，有那家董事長因此被求償、要賠償公司罰款？
甚至以國內案例來看，更顯得兆豐的求償之舉相當「特別」。如果求償合理、是「為所當為」，那一銀豈非該為慶富案的呆帳向前董事長求償？那幾家被金管會罰款罰到哀鳴「不要、不要」的金控，是否也該向董事長們求償？而今年各保險公司因防疫險慘賠，明顯是公司政策錯誤所致，董事長是不是也該賠償？
但這一切都未發生，更顯得兆豐向蔡友才的求償57億是「一枝獨秀」；兆豐是國內表現最佳的公營行庫，專業該不會有問題，當不致於不了解為公司被監理單位罰款，而向董總求償的荒謬，除了政治考量、政治追殺之外，實在想不出什麼正當理由了。
換個角度看，如果兆豐現任董事長張兆順真認為這個求償有理，那麼他任董事長期間被監理單位的罰款─例如6月兆豐前員工挪用ATM現金等缺失被罰款400萬元，更早又因保險代理人業務違規被罰150萬元、甚至因房貸案被重罰千萬元……等等，是否也該為公司「向自己求償」千萬元以上？張兆順顯然不如此認為，這是否又是綠營習慣性的「雙標」？
所謂「兆豐洗錢案」在政治主導、黨派滲入後成為鬧劇一場，兆豐向蔡友才的求償無疑是政治考量與壓力下的結果；原本一審駁回後如能讓這幕丟入現眼的政治鬧劇落幕也罷，但二審的逆轉則又讓這幕鬧劇繼續演下去，台灣司法的問題，到底是對財金專業太外行甚或無知？還是太政治考量、惟權力是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