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開電視，最常聽到的討論議題都是「論文抄襲與否？」。事實上，學位或那個學校畢業並不重要，重點是這個人是否有「誠信」？
1990年代，已逝的朱高正先生，挾著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的光環，從德國哲學家康德「國家是一群惡魔的組合」的思考脈絡中，道出了「政治是高明的騙術」這個經典名言。多少年來，臺灣的選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台灣的政治人物也多數有了參與政治是高明騙術的藉口，忘了做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誠信」；也忘了政治是「服眾人之務」崇高的理想及目標。
2014年4月22日，民進黨的神主牌 林義雄先生 絶食四天，翻轉了台灣的能源規劃。封存了核四，好不容易訓練的核四團隊也因此而四散。絶食4天，換取了台灣花費了近3000億，多少台灣年輕工程師離鄉背井犠牲他們的黃金歲月努力的成果，克服種種困難興建幾近完成的第四核能發電廠。政治凌駕專業莫以此為甚！悲哀啊，台灣社會。
2018年10月，縣市長選舉期間，政治人物也是在一夕之間，翻轉了深澳電廠的興建案。
一個社會、政府及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可以超越專業。最近，幾次大停電（2017年的815，2021年的513及517，2022年的303）都和能源規劃亂了套有關係。如今，歐洲議會已經將穩定及便宜核能發電定調為「綠色能源」。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核四團隊已經四散，若需要，如何重新建立才是關鍵。事實上，我們已經喪失了國際競爭力。
為了政治，可以創造一些非專業的術語「用愛發電」及「會做事比較重要」而避開了「誠信」及「專業」問題？所以說：這個國家／社會，假如政治可以超越專業，拋棄誠信，那我就真不知道，我該相信誰了？
是否我們該重拾初衷。培養社會上「誠信」是人和人的相處的基本，是政治人物參選公職的必要條件。
誠信，是可以培養的、是可以敎育的。以個人成長過程為例：我民國58年，在清華大學讀大二，當時我們有一位「工程力學」的老師是義大利神父叫梅德純，他用英文及不太流利的北京話上課。當時，我們這一批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學生，從小到大習慣於台灣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賣力的講，學生在台下丶拚命做筆記，老師考試大概不會超出筆記的範圍。
梅老師是歐洲來台灣傳教的神父，為人正直、風趣。用歐洲啓發式的教學，課本只是參考用。考試時，更從未出過「考古題」，甚至都是伸論題。因為，他是神職人員，所以非常重視誠實，考試時，都會找一個全系可容納二百多人的大講堂，每一個人的座位都是他指定，你的旁邊一定是空位，而且，那一個人坐那個位置也一定要記起來。
甚至，考卷上，他發現，你和附近的同學答案或想法、寫法有點類似，他會在考卷上寫上「 come to see me」。意思是說，這份考卷暫不給分，他要再口試。
繳交作業時，他說，可以集體討論，但，必須把參與討論的同學名字一起寫上。這本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但，當年20出頭的小伙子，而且同學又集體住校，感情很好，有些人做完功課，大家好同學，就順便掛個名。就這樣繳了上去，沒想到，梅老師，又來一招…把簽名的人一起找來，在房間分別口試。這下，真的穿幫了，他直接把作業撕掉，再出幾個，每個人都不一樣的題目。也因為如此，我們養成了，不要依賴別人。
考試一定要靠自己。誠誠實實的習慣。也因為如此，雖成績各有高低，但很紮實。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另兩個是同學自動自發的學習，考試根本不會去做弊，覺得我們若不誠實會對不起老師：他們是敎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的曾老師及敎應用電子學的唐老師。他們都是軍方轉任，在極端困難的情況做研究，取得學位的好老師。深知「專業」對學生的重要性。
曾老師，三學分，一定教六小時，甚至晚上也加課，他的研究室，永遠敞開大門，晚上也在研究室，隨時歡迎學生問問題。唐老師，教應用電子學，也是三學分，上六堂課，再加上一個下午的實驗課。這二位老師的考試，都在晚上，因為如此才不會衝堂。而且，考試也沒有時間限制，也不監考，老師就在他們的研究室做他們自己的事，答完卷，自己把考卷放在前面的講桌，吃宵夜去。
老師，這樣待我們，我們怎麼好意思做弊呢？兩個不同的情境，一個讓你「死了抄襲這條心」。一個讓你感動到覺得「作弊」對不起老師。這些教育給予我們這些學生很大的啓發，甚至我的同學回到清華當老師時，也是用同樣的態度。
當今社會，我不敢妄加評斷，但是，勉勵自己做好「誠信」才是正道。
然而，政治凌駕專業，在臺灣似乎已經視為正常。網路上流傳：1970年代，台灣正經濟起飛，是時，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打電話、寫信或拍電報，希望各位優秀的留學生能回國進入公部門任職。而且說上這句話⋯⋯如果你們不進入公部門任職，將來三流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們這些一流的人也沒有好日子過。
五十年前的話應驗了。1970年代，我還是個大學生，孫先生、李先生及趙先生等前輩之言，我無從驗證。但，有兩件親自體驗之事，必須要講：
民國55年，我在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二，當年高一不分組，高二分理組班及文組班，建國中學一個年級有25班，當時僅有二班文組班，我們的導師苦口婆心的勸班上同學，選擇文組，他說，文組的同學將來都是做官，制定政策的，理工的人只是個實踐者罷了。當然，同學仍不為所動。
50年了，也驗證當年，我們同年不同班的馬英九同學，當上了總統，他有權制定政策。
民國57年我大一，有一次在導師／導生的聚餐中，突然來了一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王企祥先生，他是蛇毒結晶蛋白的國際性專家，他對我們這些大一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most scientists are stupid。」他要我們，除了做學問之外，要參與公共政策。
四天絶食，是政治凌駕專業，翻轉臺灣的能源政策。也間接導致目前的缺電窘境。政治是高明的騙術，侵蝕著臺灣人心。
這幾年來，活生生的例子，若再繼續下去，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真的是Bar B Q （完了）。盼望，由這次的論文事件，台灣人仔細思考，還要再沈淪下去嗎？ （相關報導： 江仁台觀點：為什麼ㄧ定要實行非核家園政策？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龍門（核四）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