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代，中共駐香港的最高官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邀請倪匡回中國訪問，倪匡說，他一個人回去不行，要組一個團。許家屯答應了。倪匡又說，要組織香港作家協會中的反共作家，以「香港反共作家訪問團」的名義去，對方就沒有下文了。二零零七年，倪匡離開中國五十年時，《亞洲週刊》曾為他策劃回鄉之行，他斷然拒絕說，當年是從公安叛逃偷渡來香港的，回去要被共產黨抓的。他的好朋友、包括與他並列「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回去享受紅地毯待遇，倪匡常常罵道：「一點知識分子的氣節都沒有，沒有風骨……」他深知：「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他將所有的成就都歸結為香港的自由環境，感激香港，也以身為香港人為榮。
一九九二年，倪匡移居美國三藩市，當時他擔心中共九七年後接管香港、剝奪香港的自由，他說：「我絕不住在中國人當皇帝的地方。」、「共產黨不死光，我不會回來」。後來，因太太多病且不適應美國的生活，他又於二零零七年舉家回港，自嘲說：「我晚節不保就是了！兒女情長一定英雄氣短。」
香港的赤化和沉淪，果不出倪匡所料。一九八三年，他曾寫過一篇具寓言性的科幻小說《追龍》，故事說東方有一個城市將會滅亡：
一個大城市，即使是在世界經濟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城市，一樣可以遭到同樣的命運。不必摧毀這個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這個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樣，但是只要令這個大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這個大城市毀滅、死亡。而這樣做，可以只出自幾個人愚蠢的言語和行動。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圖上，但只是一具軀殼，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多年後，倪匡在一次訪談中坦言故事中的城市就是香港：「香港的優點是自由，當自由消失了，將導致這城市毀滅。言論自由是所有自由之母。現在有立法會議員說的話不中聽，就被取消議員資格，這完全是違背自由社會的原則。」
陶傑說，倪匡不止是敏鋭的人性觀察家，還是穿越煉獄的過來人。他見到過中共最幽暗的真相，而中共的本質始終不變。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死了，明報社論哀悼，副刊的林燕妮說「周恩來先生」如何有風度，只有倪匡在專欄中對周恩來抨擊深切。倪匡是對中共的本質看得最透徹的香港人，他認為，一黨專政行不通，權力無限擴張，沒有監督力量，中國共產黨必然腐化；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國家，企業都是掌握在高幹子弟手中，官僚資本主義是最無情的資本主義，他們不會同情老百姓。鄧小平所說的「先讓部分人富起來」，之後就是「富起來的人加倍壓迫窮人」。中國形成了中產階級後，這些有資產的階級卻不要求國家民主，反而更加投靠極權政黨，冀望得到更多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