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聽到別人說共產黨進步了，總會想起一個老笑話，話說一個食人部落的領袖，不服別人批評他殘忍野蠻，於是派了很多子弟到哈佛、劍橋留學，多年後，這些留學子弟都西裝筆挺的回來，人家問食人部落領袖現在怎樣了？ 他說我們好進步了，用餐刀吃人肉。 共產黨現在的所謂進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倪匡
偌大的中國，沒有他的立錐之地
二○二○年四月十九日，八十五歲的倪匡大病未愈，卻打起精神來為新書寫序。他在序言的開頭引用了一則六十三年前的日記：「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由蛇頭安排，我離開澳門偷渡去香港，七月五日凌晨，終於到達，找到住在北角模範邨的父母，這一天，大雨如注。第一次食叉燒飯，一碗七毫子，雪白的飯，紅彤彤的叉燒，我看著，感動到流下淚來。」他感歎說：「都說往事如煙，然而這煙卻和一般煙大不相同。它糾纏在心頭，與你同生共死，誓不消散，你也就只好任它存在。」
一九五一年，十六歲的倪匡為了追尋烏托邦理想，輟學離家，隻身從上海北上蘇州，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三個月，然後參加解放軍華東公安部隊成為基層軍官（當時公安部隊屬軍方管轄），參與過蘇南的土地改革和蘇北的治理淮河工程。在土改期間，他親眼目睹若干無辜的地主被槍決，一個軍官就可決定地主的生死，根本無須法院判決。他因為有文化，被安排寫執行實行的佈告，在寫「罪名」一欄時，軍官說：「地主！」他就問：「這個地主犯了什麼罪名？」軍官不耐煩地回答說：「你這是什麼立場？地主就是罪名，地主就當殺！」他戰戰兢兢地寫下「地主」兩個字，並旁觀殺人場面，「回來吃不下飯」。由此，他對暴力土改和共產革命產生了懷疑。
一九五五年，倪匡志願報名到內蒙保安沼機耕農場（即內蒙古自治區第四勞改管理大隊）工作，以為那裡天高皇帝遠，有更多自由。哪裡知道，在共產黨治下，全國上下嚴密如鐵桶一般，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更是執行極左政策。
在寂寞的生活中，倪匡飼養過四條兇狠的小狼狗，有一次，小狼狗咬傷前來視察的總隊書記。書記隨即拔出腰間手槍，砰砰砰砰，幾下震天槍聲，四隻小狼狗全被擊斃。倪匡也受到一番嚴厲責罵。
還有一次，冬天嚴寒，運煤車遲到，為了避免被凍死，倪匡和室友拆了一個小木橋的木頭當柴燒。此事被上綱上線變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壞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評會、批判會、批鬥會，逐級升級。他只好唯唯諾諾，低頭彎腰，寫出幾萬字的檢討來交差——多年後，他說那是他創作的第一篇「作品」。
不久，倪匡被隔離在十里方圓沒人煙的一間小屋子里。農場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徹查他。五月初的一天，一名蒙古族朋友跑來告訴他：「情況不對勁，看來你有危險了。聽說要組一個法庭審判你。一旦特別成立法庭，那就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驚呆了：「那怎麽辦？」那位朋友說：「你趕快逃跑，遠離這里。」
倪匡問：「怎麽逃？」那位朋友說：「從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遊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好心腸，會收留你的，他們正需要勞動力，住上兩三年再說。」他接著說：「我幫你去偷一匹馬，騎上它逃亡，越遠越好。」
翌日早上，那位朋友牽來一匹馬，對倪匡說：「你快跑吧，兄弟。」倪匡握著對方的手臂：「我跑了，你們怎麽辦？」「你別管那麽多了。記住，往北走。」幾十年後，倪匡仍珍藏著與那位朋友的一張合影。
倪匡騎著馬逃跑，他不辨方向，無法認路。這一去，何去何從，虛空無著，莫此為甚。多年後，他回憶當時的心情說：「我的一生，注定落魄，但決不會失魂。」
次日，倪匡發現一條火車軌道，循著鐵軌前行，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小火車站。然後，他跳上一列載貨火車，又混上客車。到了一個稍大的車站，他發現竟然是黑龍江泰來縣車站——他原本要北上，逃到蒙古國，但此時才知道火車是南行的。他到候車室看地圖，找到自己所在的泰來，而後往南尋覓，白城、通遼、沈陽、遼陽、鞍山，手指在「鞍山」停住。哥哥倪亦方不就在鞍山鋼鐵廠任工程師嗎？他決定去投奔哥哥。一路往南，幾經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鋼鐵廠，找到了哥哥。
「如果不逃到香港，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倪匡的父親倪純壯、母親王靜嫻，一九五零年都去了香港，父親在香港荷蘭好實洋行保險部當職員。他們七個兄弟姊妹中，有一半都留在中國。大哥倪亦方一九四九年考上燕京大學，與余英時是前後同學，為了完成學業，而且愛國情緒濃烈，不願與父母生活在懸掛英國旗的殖民地的香港。倪亦方大學畢業後到鞍鋼工作，因為技術問題與蘇聯專家發生分歧，遭批判，被免職。反右運動中又被劃為右派，再算上「反對蘇聯專家」的舊賬，打成「先行反革命」，送到勞改農場關押一年。文革中，作為「老運動員」，又被整得死去活來。文革結束後，倪亦方得以展開專業研究和發明，擁有多項專利技術，榮獲國家「五一」勞動獎章，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倪匡來到哥哥家時，反右運動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哥哥讓倪匡住了一個多月，但無法為身為逃亡的公安幹警的弟弟報戶口。於是，倪匡決定：先去上海，再尋找機會偷渡到香港找父母。他勸哥哥與他一起逃亡，倪亦方卻斷然拒絕。兄弟兩人從此分道揚鑣。哥哥一生忠於共產黨，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被批准到香港探親，與家人相見，卻顯得比父親還要衰老，且疾病纏身。弟弟倪匡的反共立場十分堅定——倪匡曾寫下兩句口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他認為中共完全違反了人類的歷史文明，「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裡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當然也包括哥哥在內。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暫住舅公家。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說有人可以幫忙去香港定居，他找上門去一問，發現是幫人「偷渡」的「蛇頭」。收費很貴，會說廣東的人，是一個價格；不會說廣東話的人，是另一個價格。坐小船的，是一個價格；坐大船的，是一個價格。他不會說廣東話，要求坐大船，需要付四百五十元人民幣。
接到啟程通知後，倪匡先是坐火車去廣州，三天後偷渡去澳門。在澳門住了幾天，再由澳門偷渡香港。他乘坐一艘運菜的船，與十幾人被塞進船下的暗艙，到了公海沒人巡邏時，才能上甲板休息。曾有人撰文說，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倪匡說，全是胡編亂造，他們一路並未受太大的罪。他們到了香港九龍，就在一個碼頭偷偷上岸。
翌日，倪匡等一眾人被帶去政府機構辦身份證，填表，給一張照片。由此，他成了香港公民。此後六十多年，他再未再踏足過中共治下。他到香港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是到了公園，躺在草地上，竟然發現沒有人理睬他——因為沒有人理一個躺在草地的青年，這就是最大的自由。
初到香港，倪匡沒有學歷，又不會講廣東話，只能去做體力活，什麼雜工都做，但他非常開心，因為可以吃飽叉燒飯，而且自由自在。三個月後，他看到一家報紙征稿，就用一個晚上時間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小說，題目為《活埋》，講述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的情節，驚心動魄。他去報社領稿費，竟然是九十元！那時，他每天打工的工錢是三塊五，除去給工頭的六毛，只有兩塊九。一篇文章的稿費比一個月的工錢還高！從此，他專心寫作，從未被退稿，再到後來，他的稿酬達到無人能及的天價。
倪匡的勤奮無人能及，他創作力驚人，自稱全世界寫漢字最多和最快的人。有幾年，他一天寫兩萬字，三四天可以寫好一套劇本，同時還寫七八篇連載小說，為十二家報紙提供稿件，從不拖稿，被譽為「天下第一快手」。他自學成才，在香港如天馬行空一般，曾為古龍做過槍手，曾在金庸出國期間代寫《天龍八部》連載，創作了《衛斯理系列小說》等武俠和科幻作品。他還寫過四、五百套劇本，拍出三百套電影。當年，他寫一個劇本的稿費就可買一個單位。當代華語作家，他大概算是首富——而且，還是在他「封殺」了中國龐大的市場之後。
倪匡是頑童，是徹徹底底的玩樂派，一邊寫作，一邊玩養熱帶魚、收藏貝殼、造木工家具，都成了專家。但每次玩到盡頭，他就把一切捨棄，他收藏貝殼十六年，在住處附近租了單位，用來放貝殼。
一九八零年代，中共駐香港的最高官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邀請倪匡回中國訪問，倪匡說，他一個人回去不行，要組一個團。許家屯答應了。倪匡又說，要組織香港作家協會中的反共作家，以「香港反共作家訪問團」的名義去，對方就沒有下文了。二零零七年，倪匡離開中國五十年時，《亞洲週刊》曾為他策劃回鄉之行，他斷然拒絕說，當年是從公安叛逃偷渡來香港的，回去要被共產黨抓的。他的好朋友、包括與他並列「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回去享受紅地毯待遇，倪匡常常罵道：「一點知識分子的氣節都沒有，沒有風骨……」他深知：「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他將所有的成就都歸結為香港的自由環境，感激香港，也以身為香港人為榮。
一九九二年，倪匡移居美國三藩市，當時他擔心中共九七年後接管香港、剝奪香港的自由，他說：「我絕不住在中國人當皇帝的地方。」、「共產黨不死光，我不會回來」。後來，因太太多病且不適應美國的生活，他又於二零零七年舉家回港，自嘲說：「我晚節不保就是了！兒女情長一定英雄氣短。」
香港的赤化和沉淪，果不出倪匡所料。一九八三年，他曾寫過一篇具寓言性的科幻小說《追龍》，故事說東方有一個城市將會滅亡：
一個大城市，即使是在世界經濟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城市，一樣可以遭到同樣的命運。不必摧毀這個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這個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樣，但是只要令這個大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這個大城市毀滅、死亡。而這樣做，可以只出自幾個人愚蠢的言語和行動。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圖上，但只是一具軀殼，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多年後，倪匡在一次訪談中坦言故事中的城市就是香港：「香港的優點是自由，當自由消失了，將導致這城市毀滅。言論自由是所有自由之母。現在有立法會議員說的話不中聽，就被取消議員資格，這完全是違背自由社會的原則。」
陶傑說，倪匡不止是敏鋭的人性觀察家，還是穿越煉獄的過來人。他見到過中共最幽暗的真相，而中共的本質始終不變。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死了，明報社論哀悼，副刊的林燕妮說「周恩來先生」如何有風度，只有倪匡在專欄中對周恩來抨擊深切。倪匡是對中共的本質看得最透徹的香港人，他認為，一黨專政行不通，權力無限擴張，沒有監督力量，中國共產黨必然腐化；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國家，企業都是掌握在高幹子弟手中，官僚資本主義是最無情的資本主義，他們不會同情老百姓。鄧小平所說的「先讓部分人富起來」，之後就是「富起來的人加倍壓迫窮人」。中國形成了中產階級後，這些有資產的階級卻不要求國家民主，反而更加投靠極權政黨，冀望得到更多利益。
談到「一國兩制」，倪匡說：「香港被中共統治後，共產黨有自己的統治原則，現在人們討論一國兩制被破壞，我聽了不禁失笑，我說他們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國兩制這回事，有什麼破壞不破壞？不存在這個問題嘛，共產黨說了算，有什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說的，幾時靠得住過？」
對於習近平宣揚的「中國夢」，倪匡表示：「聽共產黨提出來的口號便覺得很滑稽，實現中國夢？何謂中國夢？整天叫人發夢，你說奇不奇怪？坊間流傳一句倪匡的話說：『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這句話實在太冤枉了，我從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的，這句話對妓女很侮辱。」
二零一四年，香港發生「占中」運動，倪匡公開表示支持：「一百萬人上街，這個是世界奇蹟，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沒有過有人為了反對一件事有這麼多人遊行。」他批評香港警察只敢對示威者「勇武」，已淪為極權工具。他說，自己為了走避共產黨才逃到香港，相比年少時的自己，他更佩服現在的年輕人：「我逃走不算數，現在的年輕人沒選擇逃，而選擇對抗，我很佩服他們……打壓愈大，反抗愈大。」他表示永遠站在年輕人一方，「以我個人立場，無論什麼情況，我都站在年輕人立場」。
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的港台節目「時代的記錄：鏗鏘說」中，主持人希望倪匡對香港年輕人說些鼓勵的話，他卻悲觀地表示：「共產黨管治的地方怎麼會有希望？沒有希望的，（香港）等於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因此作用愈來愈小，就剩下共產黨的貪官要在這裡匯錢到西方世界，不然還有什麼作用？」
陶傑形容倪匡是「全球華人世界七十年來，大腦最清醒的人」，而倪匡謙卑地用一副對聯概括一生：「七八十年皓皓粼粼無為日，五六千萬炎炎詹詹荒唐言。」他一生都保持了對萬物好奇而探索的童真，遇到有趣的人和事，他喜歡說「真好玩」。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身患皮膚癌多年的倪匡在睡夢中安享離世，享年八十七歲。倪匡曾經提過，一生當中寫過最好的文章是給摯友古龍的訃告，只有三百來字。「很多人看了，爭著要我為他們寫訃告。哈哈⋯⋯」訃告有這麼一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今擺脫了一切羈絆，自此人欠欠人，一了百了，再無拘束，自由翱翔於我們無法了解的另一空間。他的作品留在人世，讓世人知道曾有那麼出色的一個人，寫出那麼多好看之極的小說。」這也是倪匡為自己寫的墓志銘。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