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
失敗者回憶錄153：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要寫《七十》《九十》的作者們，再寫多少篇也是寫不完的。只能選擇幾個有多年交往的朋友談談。
絕大多數作者都只是文字之交。比如曾經是台灣《自由中國》在美國的主要寫手朱養民，從1972年開始就為我們寫了多篇談自由民主的鴻文，直至休刊號他已年逾八十，還寫來記念文章。我們只在1979年我訪美時見過一面。
寫長篇政論、具可讀性文章，卻沒有見過面的作者就數之不盡。值得一提的是為美麗島事件及審判寫出總結性長文的秦玄，他是旅加教授、徐復觀的門生蕭欣義。後來他用本名寫了好多篇關於一國兩制和台灣時局的有份量文章。
另外，長篇政論寫得較多，我們又交上朋友，在1981年《七十年代》重組時還當上小股東的，是翁松燃教授。他是1979年我們舉辦中國統一問題座談會時認識的。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接下來他給我們寫過好多篇有份量、具可讀性、擲地有聲的文章。我也邀請他參加多次關於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問題的座談會。他和邱近思、方蘇都熟識。2008年除夕我妻子病逝，09年舊曆年我到翁松燃當時任教的台灣暨南大學，兩個老人一起過節。
在休刊號上，翁教授說他在我們雜誌上寫的文章，「讀者頗多，流傳廣遠，效果奇佳，影響之大，遠非我在世界性英文學術季刊上登載的論文所能並比」。許多知名記者、外交官，港台官員，乃至能看到這刊物的大陸人士，都有迴響，有時是數年後還有反應。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成為我們的作者，而且幾十年保持友誼關係，直到最近仍然有見面的，有王正方與楊誠。
王正方是1971年作為最早的保釣五人團去中國訪問的其中一人，我那時在香港與他們相識。大約一年多後，王正方給我們雜誌寫了幾篇小說，語言生動，構思巧妙。1979年我初去美國，在三藩市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某大學教電腦工程。但他醉心文藝，尤其是戲劇、電影。我們聊天也主要談文學。
那時有一位在加州學電影專業的保釣人士戈武，來香港參與電影行業，不幸在一次手術中去世。導演方育平想拍一部關於戈武的電影，問我有什麼人可以寫這樣的劇本，我於是推薦他去美國找王正方。因為王熟悉戈武，又能寫小說，演過話劇。但我沒有想到，王正方竟把大學的教席辭掉，不僅寫劇本，還當上主角。這就是後來拍成的電影《半邊人》。
這以後，王正方就一頭栽進電影行業，多次來往北京，拍出了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故事》。與此同時，他又寫了不少小說和雜文。小說用的筆名是方方，雜文用的筆名是「唐荒」。那些年，他常在香港，我們混得很熟。他談吐幽默風趣，跟他聊天是賞心樂事。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對中國人而言，規則是用來克服而非遵守的 ｜ 更多文章 ）
1987年《北京故事》上映後，我邀他訪談並記錄成文發表。他比較了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社會。他認為香港在流行文化上成就很大。台灣有越來越開放的趨勢。至於他去了十多次並在那裡拍了故事片的中國大陸呢？他提出一個理論：如果政治上的自由，以及經濟上的發展，能夠以數字來表示的話，這兩者加起來的總和是維持不變的。也就是說，當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就會缩小民主自由的程度，但當經濟快要崩潰了，政治上就會允許你多講點話。他不認同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論調：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帶動政治的民主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