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多起公司經營權之爭，導致重大商業官司頻傳，2021年7月台灣商業法庭上路，目的即是審理重大商業事件，迅速、妥適、專業處理商業紛爭。經過十個月，學界與法界均建議師法國際，運用商業調解與仲裁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快速裁定重大爭議的商業案件，減少訴訟所耗費的龐大資源，尤其超過十幾二十幾年的案件，纏訟多年勢必嚴重影響企業營運，因此各界期許商業法庭彰顯及時正義，讓台灣商業更加蓬勃發展。 台灣許多商業官司纏訟多年，有時訴訟結束早已人事皆非。例如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等法官做出判決，董事長任期也結束了。還有台開案、SOGO案等國內重大的財經案件，纏訟二十多年就算法院判決確定，迄今亦仍未落幕，也因此催生商業法庭。類似重大商業紛爭不僅影響公司股東或債權人之權益，亦可能波及投資大眾市場，甚或影響整體經商環境。全球多國為建立有效率、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業環境而誕生商業法庭，如美國德拉瓦州商事法院、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等。臺大法律教授邵慶平曾表示，期待商業法院提升商業事件紛爭的處理效率及專業度，讓商業法院的判決更具有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以促進商業經營環境，提升國際競爭力。 台灣商業法庭上路就收到大案，南港輪胎與泰豐輪胎的經營權糾紛，以及東元電機與菱光科技父子相鬥案，最終多透過調解方式和解落幕。曾任陪審團協會理事長、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吳景欽表示，全世界對商業法的原則要又快又準，尤其是訴訟金額龐大的案件，因此國際主流是採用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透過強制調解，讓雙方協商和解，免於興訟的曠日廢時、耗時費神。全球許多重大商業糾紛案都是採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美國記憶體大廠美光控告聯電竊取營業秘密案，即是透過強制調解達成全球性的大和解。2018年臉書爆出嚴重的個資外洩事件，同樣透過強制調解快速處理。吳景欽指出，過去不少商業大案動輒十年以上，讓相關當事人飽受煎熬，建議借鏡歐陸體系中的「專家參審」及「商業鑑定制度」，專業迅速且見解一致，可彌補法官金融專業的不足。法界人士表示，先進國家商業法庭處理紛爭奉行的「強制調解」是主要關鍵，法官運用國家司法賦予之公權力、公信力及商業法則之判斷力，促使雙方了解法與理上的是非，明白紛爭之源，遇有行政部門的阻礙，亦能協助溝通、協調，並促使參與者都遵守法律規定及社會之商業制度及秩序，讓強制調解發揮最大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