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最後幾年，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已名存實亡。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軍攻擊企圖在中國中部建立根據地的共軍（新四軍），幾乎將其殲滅。國民黨軍也發動經濟封鎖，阻止共黨邊區與國民黨控制區之間的貿易。此後，雙方幾乎徹底撕破臉。重慶動用五十萬兵力阻止共黨擴大其在西北的邊區。國共兩黨都認為打敗日本後，中國定將爆發內戰。但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廣島、長崎丟下原子彈，逼使日本驟然投降時，共黨和國民政府似乎都還沒有做好要開戰的準備。日軍撤離中國、臺灣、滿洲國，留下大部分軍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蘇聯與國民政府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約內容顯示，蔣介石對蘇聯關於蒙古和滿洲中蘇邊界的要求幾乎照單全收。外蒙古脫離中國，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一筆領土喪失。蘇聯也有計畫有步驟地將滿洲的工業設備運回俄國，並以行動重申其過去對中國長春鐵路的所有權。西方列強命令在華日軍向國民政府部隊投降─日軍也奉命照辦─但中共堅持自己有權利解放日本控制的領土。共軍無視蔣介石要他們留在原地的命令，往東急馳，因而比國民黨軍先一步抵達接收地，尤其是滿洲國。在已被蘇聯紅軍解除日軍武裝的那些區域，中共部隊拿到大量武器和彈藥。國共兩軍起衝突是遲早的事，因為雙方都想擴大地盤。
外國強權和國際援助在擊敗日本上居功厥偉，因此，戰後外國勢力仍是影響中國局勢的極重要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中國內戰始終不盡然是中國家務事，從一開始就和國際因素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蘇聯和美國密切注視中國情勢，但雙方對各自在中國的盟友並非全然力挺。莫斯科和華府都未針對如何處理中國局勢擬出明確計畫。
蔣介石與美國的關係，戰時已惡化，蔣雖然一派樂觀，卻也對後羅斯福時代華府領導階層會走的方向沒把握。美國意向含糊，既因為中國相比於歐洲較不受重視，也因為美國政界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南轅北轍。美國領導高層有些人深信中共聽命於莫斯科，中共若打贏內戰，會使亞洲局勢轉而有利於史達林。他們主張，美國不應任由蘇聯控制中國，應繼續援助蔣介石。有些人則指出中共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主張毛澤東思想主宰下的中國未必會與美國為敵，何況蔣介石必敗無疑。他們力阻美國政府選邊站，如果有可能阻止一場內戰就阻止，阻止不了的話，美國只需旁觀。
蘇聯，原則上承諾支援中共，心態上卻也同樣有矛盾。史達林不願為他口中的「穴居共產主義者」毛澤東做犧牲。他跟美國總統杜魯門（1884-1972）一樣，不想見到中國局勢危害到自己在歐洲遠更迫切的國家安全計畫。由日本投降後幾個月裡蘇聯的作為，可看出史達林的猶疑。在滿洲的蘇聯軍隊忽而為中共提供武裝，忽而把他們推開，忽而回應蔣介石的要求，忽而無視那些要求。毛澤東老早就向黨內心腹透露，搞不懂蘇聯的政策。 （相關報導： 一個謎一般的革命者的人生歷程：《周恩來》選摘（1） ｜ 更多文章 ）
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蘇聯、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是以建立國共聯合政府為目標。毛澤東對美國猜疑甚深，但又沒把握蘇聯必會支持他，因此歡迎美國居中調解。中共還未準備好再來一戰。甚至在日本投降前，美國官員就在蘇聯同意下嘗試平息國共兩黨爭鬥，希望可以阻止內戰。日本一投降，行事特異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 1883-1963）就認為他能居間促成可長可久的聯合政府。戰後美國的頭一番努力，促成蔣毛於日本投降後不久面對面商談。毛澤東飛往重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抵達，同日與蔣介石共進晚餐。這是兩個死對頭二十年來第一次見面。前後六週裡兩人私下晤談多次，往往在蔣介石的庭園裡邊走邊談。幕僚雄心勃勃，積極草擬如何打造民主新中國的構想，提議首先要召開全國性諮詢會議，以為國民大會選舉制定規則，也建議中國所有武裝部隊統歸蔣介石節制。表面上兩人的晤談順利愉快，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日，發表了予人光明希望的聯合聲明，承諾追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但雙方的地面部隊繼續往前推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蔣介石對共軍發動一輪猛攻，所有談判中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赫爾利心感沮喪突然辭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