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國民黨退出大陸為止，一直都有別的團體針對中國的未來提出其他構想，包括自由派、學生運動派系、地區性組織、祕密會社、教派、乃至國民黨本身的派系。一九四四年改組為政黨、提倡民主路線的中國民主同盟，尤其值得一提。民盟的綱領走第三條路，介於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
民主同盟的黨綱載明：我們想要結合蘇聯的經濟民主和英美的政治民主，建立中國式民主。一九四五年後的中國人權討論，也很強調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密切關係。周鯨文（1908-1985）批判，政治權利在西方明載於憲法，卻仍有許多人因為經濟不平等或社會不平等而無法行使這些權利。從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八年，張君勱（1886-1969）發表了數篇談人權的文章。對基本權利頗有保障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就由他主導起草。在這些文章裡，他論證人權觀念是歷史互動的結果，是中國與歐洲跨文化交流的產物。因此，他主張儒家的政治哲學不只和人權觀念毫無牴觸，而且已在歷史長河裡充實了人權觀念。張君勱認為人權是東西方思維彼此錯綜流轉的結果，而且文化流轉不僅未傷害此觀念，反倒促成其改善和成熟。這些投身民主與人權的團體沒有外國支持且不具政治影響力，卻在內戰期間提出令人信服的另一條路。
＊作者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和該校副校長，現為德國齊柏林大學校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