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岡政光的包庇下，中華物產公司以汪政權海軍辦事處的名義，從和平艦國軍手中為新4軍採購了大量軍用物資和機械設備。這些設備還包括用於組裝槍枝的毛坯、炸藥與雷管。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汪政權海軍商船，於吳淞口和長江航行時不用接受關卡檢查，基本上通行無阻，讓新4軍在物資的取得上得到極大便利。
靠著這些經由汪政權中國海軍送到蘇北的設備，新4軍第7師兵工廠發展迅速，能製造子彈、手榴彈、擲榴彈、刺刀、擲彈筒、迫擊炮、炮彈、地雷等各種武器，還能改造、維修各類槍炮。由第7師兵工廠改造的82mm迫擊砲兩枚，更在抗戰勝利之際，新4軍進攻蘇北各反共部隊據點時發揮巨大作用，可見共軍的壯大，少不了大日本帝國海軍的支持。
吉岡政光還允許新4軍向經過蘇北的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的船隻徵收黃金稅。凡是不繳稅的日本船隻，船員都會遭到駕駛新4軍的海上民兵劫持毆打。對於本國海員在中國沿海遭到共產黨威脅，吉岡政光的態度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筆者讀到時簡直拍案叫絕。後來日本帝國海軍駐華的內河砲艦，都因為不同的原因落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手中，冥冥之中延續了這段日軍與共軍合作的歷史。
為何要幫助「抗日」武裝？
如筆者前面所述，日軍有向共軍走私的，同樣也有向國軍走私的，尤其是在戰火相對平靜的沿海地區更是如此。甚至明明知道對方是打著抗日旗號的抵抗武裝，還是有不少日軍願意向國共游擊隊提供物資，差別只是在於有些日軍會以個人名義提供，有些則直接以正式部隊的番號提供。實在不行，也可以假冒自己是同情中國的反戰人士，或者乾脆找個像辜金良一樣的台灣人當仲介。
那他們的動機又是什麼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戰場的地位出現大幅度的變化，不再被日軍方面視為扭轉整個戰局的主要戰場。隨著日軍將主要的矛頭轉向東南亞的英軍和太平洋的美軍，幾乎只剩下滇緬戰場還有兩湖戰場仍有中日之間的激烈戰鬥存在。其他地區的中國軍隊，無論是正規軍還是游擊隊，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部隊，都與日軍處於互不侵犯的狀態之中。
所有人都知道，戰爭的結果取決於太平洋戰局的發展，與中國戰場上本身的戰鬥不再有直接的關係。既然如此，在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共軍還有國軍又何必冒著可能戰死的風險去認真彼此戰鬥？倒不如好好利用這個機會，透過和平建國軍或者台灣人來與對方做生意。戰時也好，平時也罷，沒有任何人會跟金錢過不去，更何況大家還要為戰後做準備。
在中國的日軍高層，尤其是在中國的日本海軍高層，都深知日本最終將為美國所擊敗。而在敵後打游擊的中國「抗日」武裝，雖然表面上都高舉著「抗日」旗幟，可實際上最優先在乎的，還是如何爭取自己在戰後最有利的政治地位。由於國共兩軍的游擊隊，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付彼此，而不是對付日軍，日本人也不擔心這些走私的行為是「資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