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不斷打破既有的規則，其實反映了中共這個體制的許多深刻問題與限制。最近兩會前、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與三中全會之間傳出刪除《憲法》中對國家主席兩任的規定，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
政權交替無法制度化的困境
在二○一三年底，我曾經在《新新聞》撰稿指出，在習近平第一任的初期，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將中共從「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集權」，把中國政治從「一黨專政」轉變為「一人專政」。
一六年，我在《習近平大棋局》導論中也曾指出，習近平走向強人政治，其實反映了中共的黨國政體做為一種「後極權威權」的內在困境。若從政治學中對威權政體的比較分析來看，今天會這樣的現象並不令人驚訝；進一步說，我們幾乎可以預期接下來還有可能發生的一些事情。
習近平在胡錦濤第二任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個常委之一，應該看盡了當時做為總書記的胡如何失控、中共體制如何分裂腐敗的驚心情況。
十八大接班過程中，他是在數度政變威脅的陰影下登上大位的，過程反映了中共最高權力繼承無法制度化的深刻內在困境。
其實從毛開始，最高權力的繼承就一直面臨著困境。劉少奇、林彪都是從潛在接班人的位置被鬥倒或慘死，華國鋒雖然是毛指定接班人，卻地位軟弱，最終讓位於鄧小平。
而鄧小平的接班也歷經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接班失敗。在血腥的六四之後，就在鄧小平家裡，一群老頭子們進行談判，一次解決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接班，鞏固了二十幾年的局面，為中國快速發展和日後的崛起奠定了寶貴的政治基礎。
但江澤民當時交棒給胡錦濤是心不甘情不願的，還搞了個「扶上馬送一程」的把戲，沒把軍委主席交出，而且在胡時代的常委和中央委員會裡布滿了江自己的人，把胡給架空。在這個局面下，習近平是在江、胡兩派鬥爭妥協下產生的人選。
國際和台灣都有學者認為，從江到胡，中共權力繼承逐漸建立起制度化的安排。其實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這些權力繼承者並非制度決定，習近平接班亦然。
利益均霑是集體領導真諦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的○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曾舉行一個由中央委員會及候補委員等四百多人參加的「民主推薦會」，讓大家推薦政治局委員後備人選。據說習近平是在這次類似假投票的「黨內民主」創舉而獲得拔擢為王儲。
其實那只是民主推薦，後面黨中央還得「反覆進行醞釀、多次聽取意見」，讓各派系與政治力量討價還價，才最終確定人選。再說，那次「民主推薦會」的票數排行也從未公布，哪有什麼制度化效果？
話說回來，中共雖然接班從來沒有制度化，但為何在改革開放之後卻也一路至今度過了四十個年頭了？
政治學對威權政體的比較研究文獻指出，根據歷史資料統計，沒有選舉的一黨統治威權政體，是所有威權政體中存活最久的一種，比軍人政體或個人統治都要穩定。
這是因為這種有著黨國體制的威權政體，能夠透過一些黨內的制度安排（如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讓黨內派系不斷多次地討價還價，進而達到權力平衡、長期共享權力。如此便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或派系，能讓別的派系永遠失去掌握權力的機會。因此，各個派系形成了一個利益均霑的統治階層與集團，這就是「集體領導」的真諦。
當「集體領導」鞏固了統治集團的整體權力，外部的矛盾與力量便沒有任何挑戰這個統治集團的可能與機會。
但為什麼這個讓政權長期穩定的關鍵機制，會被習近平幾乎破壞殆盡了？
首先，「集體領導」制度的維持，只是反映了客觀上沒有任何一個力量能夠或願意消滅其他力量的事實。
其次，利益均霑權力共享的「集體領導」，其實也是「集體貪腐」的制度成因，在派系平衡的「集體領導」下，怎麼可能有一種能夠讓派系之間相互究責的反腐體制呢？為了維持政權穩定，中共也只能眼睜睜地讓「集體貪腐」不斷地滋生蔓延。
「集體貪腐」的日漸囂張猖狂，造成了統治集團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與緊張日漸升高，且統治集團低效無能，這又造成了政權的不穩定因素。這就讓習近平看不下去，大嘆「竟無一人是男兒」，矢志要重新振作這個腐敗的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