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這個擔憂而開啟的政爭，在1946年就業法案通過後持續升高。美國因為二戰復員導致通脹加劇，CPI通脹於1947年達到17.6%，1948年仍有9.5%，但財政部與白宮仍希望聯儲會加碼購買國債。強勢的杜魯門總統甚至於1948年撤換了由小羅斯福總統任命的聯儲會主席，又於1951年將FOMC成員傳喚到白官「訓話」，卻對外宣佈聯儲與總統已經取得共識，讓聯儲會鷹派難以忍受，對媒體洩露了分岐並未解決的真相，導致了1951年聯儲局-財政部大和解（1951 Fed-Treasury Accord），方才形塑了聯儲會今日的獨立面貌。
理論上應該超越黨派政治、獨立行使職權的聯儲系統，事實上無法獨立於政治現實之外。國會創造聯儲，亦能毀滅聯儲。聯儲雖預算無需國會批准，但與國會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微妙關係：經濟好時，國會議員不會稱頌央行英明；經濟差時，獨立的央行就可以替國會分謗，成為轉移焦點的批判目標。
更深一層分析，不論是配合政府作戰需求壓低利率，或是在大選年「放水」刺激景氣，掩護總統候選人連任等等指控，在聯儲歷史上屢見不鮮。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尼克森時期的聯儲會不顧越戰與赤字壓力放任通膨惡化的歷史。那段聯儲會及不光彩的往績，是促使尼克森終結布列頓森林體系、以及福特、卡特、雷根總統任內難以根治的經濟滯脹（stagflation）的遠因，直到Paul Volcker在聯儲會主席任內才解決，也付出了相當沈重的代價。
美國財經記者William Greider在其著作《聖堂秘諭：聯儲如何管理國家（Secrets of the Temple：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書中，爬梳了1979年到1987年Paul Volcker接受卡特總統提名任聯儲會主席、以及1980年貨幣控管法案（Monetary Control Act of 1980）讓聯儲會擴大監管範圍與開啟金融業去監管（financial deregulation）的歷史。根據Greider研究，Volcker治下的聯儲會，為了壓制通脹，必須不斷升息，但1980年是大選年，如果升息太快導致經濟衰退，對尋求連任的卡特是沈重打擊。政治警覺性高的Volcker，決定將央行貨幣政策主軸從調控利率改成調控貨幣總量（monetary aggregates），亦即教科書上定義的M-1。
這個從凱因斯派往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貨幣學派祖師爺）的決策大轉向，提供了聯儲政治掩護。假設經濟因為升息而衰退並讓卡特落選，受到指責的聯儲至少可以說：央行沒升息，央行只是對貨幣總量進行控管，利率是市場力量的「均衡價格」。副作用則是：因為聯儲放手讓利率上浮，卻又透過提高存款準備率收緊銀根，無異於逼迫銀行對客戶實施信貸配給，有利大企業而不利中小企業與借貸消費的工薪階級。升息讓美元匯價止跌回升，不利農產品出口，又打擊了民主黨選民的核心利益，讓卡特選情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