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M-1很難精確量度，且受季節性因素影響而波動，聯儲會調控貨幣總量的政策因此造成短期利率劇烈震盪，復又因為誤判而讓利息不降反升，加劇了衰退，結果讓卡特落選。甫當選總統的雷根是貨幣學派信徒，又崇拜相信自由放任的1920年代總統柯立芝。雷根所提出的減稅振興經濟法案，不僅大減美國富人與財團稅負，大幅增加財政赤字，不利壓抑通脹預期，偏偏雷根又是在指責卡特讓通脹失控的氛圍下當選，必須堅決打壓通脹。
Volcker為了捍衛聯儲威信，寧緊勿鬆，大手升息，反而讓美國經濟在1981-1982年再次陷入衰退，將近11%的失業率，是大蕭條以來最高峰，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高達20%，亦是史無前例的新高。景氣復甦之後，通脹預期改變了，但赤字依舊；衰退加強了跨國金融機構的放款定價權，高利率與低稅負又讓資本家重建資產收益護城河，拉大了貧富差距。凡此種種，聯儲會實需負起相當程度的政治責任。
在債務驅動的美國經濟中，赤字與通脹互為因果，是必要之惡。貨幣學派認為，通脹是貨幣現象，凱因斯學派卻說，通脹是政治判斷。綜觀美國貨幣史與聯儲發展軌跡，貨幣銀行學往往讓位給政治經濟學，根本問題是，在同時標榜議會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究竟應該如何治理經濟？經濟發展的成本該由那個階級負擔？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該如何儘量讓不同階級的人民分享？如何持續有效化解民主與資本兩個陣線的衝突，促進不同階級的公民和平共處？
資本崇尚自由，民主追求平等，在資源有限的現實世界，兩者不可得兼，僅能靠博愛調和。但博愛太空泛、太不理性，實務上難以操作，因此需讓屬於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層面的博愛，透過金融市場「抽象化」，遁入金融治理專業的神秘領域之中，以利鞏固精英統治。這是理解聯儲政治職能的正確框架。以此框架檢驗2018年的聯儲會，可以得出很多深刻觀察。
參眾兩院與川普政權的財政部都希望拆掉Dodd-Frank法案中的Volcker Rule，亦希望能讓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SIFI）的監管門檻不要影響中小型銀行承作放款的能力。Community Bank Relief Act of 2017讓資產在500億到1000億美元的金融機構不用被當成SIFI監管，資產超過1000億但不到2500億美元的金融機構在法案通過後有18個月可以豁免被當成SIFI，並賦予聯儲會在豁免到期前決定否將其視為SIFI監管，實質上鼓勵美國金融業進行新一輪的整併，讓聯儲會事實上取得決定誰是”right size”的權限。耶倫下台前臨去秋波，裁罰限制富國銀行的成長速度，等於讓聯儲會制定宏觀產業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