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美大中華區副董事長莊淑芬婉拒出任台北市副市長，她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婉轉道出她的疑慮，說穿了，年近耳順的單身女子，即使不為錢而貢獻家鄉，都沒辦法接受自己成為透明人，她沒說出口的是，如果能成為「透明的好人」也就罷了，然而，台灣的政治與媒體生態，讓太多從政者被迫成為一般人想像中「透明的壞人」，這代價太大了！
莊淑芬的疑慮不是沒有道理。扁政府開始，台灣的政務官消耗率開始無限上升；馬政府時代情況沒有改善，「官不聊生」這句話，在扁政府時代還可以當笑話講，馬政府時代就成了「政壇定律」。從行政院長到部會首長，下台身影泰半狼狽不堪，商界轉政界的林信義，從政前是「台版艾科卡」，從政後，他的建議只能成為廢棄品；學界轉政界的江宜樺，從政前是學校裡大受歡迎的好教授，從政後他的書被學生焚燒，卸任後還被抵制重返校園。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的卸任政務官們，真的有這麼不堪嗎？前衛生署長楊志良為了二代健保辭官後，頻頻著書，講話直白程度不輸柯文哲的楊志良，滿腔熱血為台灣，罵政府、罵民代、罵媒體，在任時他用盡力氣做不了太多事，二代健保算是推出去了，卻搞成妥協版，最近他還有新著問世，大意是再這樣下去國家會完蛋，問題是；為什麼看到問題的政務官在任時，建議用不上，卸任後建議沒人聽？
同樣卸任後著書者，還有內政部長李鴻源，他還是用「正面能量」，期許「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其中有一個章節，探討為什麼「博士內閣」會成為施政毒藥？博士內閣非自馬政府始，不論兩蔣、李登輝或扁政府，博士入閣者都不在少數，即便舉例，前國科會主委、中研院士朱敬一在成為部長前的早年，也經過國科會的處長歷練，李鴻源則從省政府水利處長開始歷練，相對於「空降博士」，比較能體會現實與理論的落差，從而找到平衡之道。
但即使歷練相對完整者，進入政壇依舊難以施為，先不論台灣民主已經走到「權威解構」，李登輝當年推動修憲，即使有不同意見，還是能取得絕大多數的（民意）支持，國家抗爭都還能打得出政策；然而，從扁政府到馬政府的十五年，不要說國會打不出政策，大多數時候是國會像拖死狗般拖住政策，至於莊淑芬所感嘆「文明的議會監督」就不必提了。
至於媒體讓政務官成為透明人，媒體或許要反問一句，「政務官不鬧緋聞、不抄論文，有這麼困難嗎？」除此之外，當然政務官受到的檢驗遠遠超過一般人，這沒得抱怨，因為他們的決策都攸關公共利益，李鴻源曾經回憶一段讓他不可思議的事，他在內政部長任內，竟有人檢舉業者送他房子，祖產豐厚的他，愣了一下反問，「你知道我的房子比業者還多嗎？」
質言之，台灣對政務官的標準還是非常傳統，既要忠誠於婚姻還得一窮二白，但凡窮政務官才是好官。更重要的，我們失去了對政務官的信賴，我們用「必然找得出毛病」的標準「找碴」，而所有政務官的「長官」（總統或院長）都壓不住陣腳。柯文哲可能是一個特例，不論以什麼方式遴選或挑選出的局處首長，過程中不乏爭議，以教育局長湯志民為例，除非靠行到柯市府，很難想像這個被公民團體罵到爆的學者，有任何機會出任政務官，柯市府或許有機會成為「爭議人士」的靠行處，但能撐多久？不無疑問。
莊淑芬還沒就任就結束了她的「驚奇之旅」，還有太多政務官結束了傷痕累累的「驚嚇之旅」，午夜夢迴隱痛難耐者還能以著書療癒。他們的經驗仍可給後人若干啟發：第一，從政者或許不乏弱點，但真的甚少是「真壞人」，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一般人；第二，政務官或準政務官，不論是驚奇或驚嚇，對台灣民主都無可避免造成傷害，但是，民主必然在顛簸中前進，這不只是政務官的個人經驗，而是全民都要付出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