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一座核能發電廠旁邊工作，一直運轉、一直運轉、一直運轉。」
──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軍事幕僚
一手主導德國「廢核」政策的梅克爾總理，行事風格卻曾被貼身幕僚形容為猶如「核電廠」，相映成趣。德國最後一座核電廠預定2022年停機退役，但梅克爾在今年9月底國會選舉之後就要「裸退」——她一再表明不會再從事任何「政治工作」，儘管沒有多少人相信67歲的她真的從此閒雲野鶴。
「核電廠」之外，梅克爾的稱號與頭銜可多了：「德國第一位女總理」、「德國鐵娘子」、「歐洲最高領導人」、「當代的聖女貞德（Joan of Arc）」、「全世界最有權勢的女性」（《富比世》雜誌14度認證）、「自由世界領導人」（川普亂政時期）……但是30年前她踏入政壇時，一手提拔她的時任總理柯爾（Helmut Kohl）是這樣叫她：「我的女孩」（mein Mädchen）。
「我的女孩」接管一個「保守派大男人政黨」
「我的女孩」聽似親暱，其實稱呼者高高在上，充分反映戰後德國（西德）政壇的父權氛圍。
1991年，柯爾任命「我的女孩」接掌婦女與青年部，1994年要她轉任環境、自然保育與核能安全部部長。1998年，柯爾輸掉國會選舉，「我的女孩」臨危受命，出任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秘書長。1999年，CDU在邦議會選舉中扳回數城，但黨內爆發政治獻金違法醜聞，「我的女孩」投書媒體，砲口不偏不倚正對自己的導師：〈柯爾傷害了黨〉（Kohl hat der Partei Schaden zugefügt），帶領CDU與柯爾割袍斷義，奪取柯爾指定接班人蕭伯（Wolfgang Schäuble）的黨主席大位。直到2017年以87歲高壽病逝，柯爾始終無法原諒這位得意門生，改用另一個字眼稱呼她：「叛徒」。
審時度勢，沉穩但不失凌厲，以女性身分接管一個「保守派大男人政黨」。「我的女孩」其實是個狠角色。
梅克爾生於二戰之後的西德大城漢堡（Hamburg），有4分之1的波蘭血統，嬰兒時期舉家遷往東德。儘管父親是路德宗（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信義會）牧師，但梅克爾曾加入東德共青團（FDJ），能說流利俄語，連在萊比錫（Leipzig）唸的學校都叫「卡爾．馬克思大學」（Karl-Marx-Universität）。不過，來自家庭的基督教價值觀仍然是梅克爾人生與事業的圭臬，每每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2015年歐洲難民／移民潮危機，梅克爾堅持打開國門，告訴國人「我們做得到」（Wir schaffen das），正是這份價值觀的展現。
1989年11月，35歲的梅克爾與37歲的普京同在東德見證石破天驚的歷史時刻——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倒塌，也同時看到了國家與自己的未來。兩人先後晉升為國家領導人，也成為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兩大陣營的代表性人物。
自此，梅克爾帶領德國深深紮穩民主與繁榮的根基，挺過極右派民粹勢力反撲。普京則一路走向專制獨裁，全面壓制俄羅斯的反對黨與公民社會。今年9月，俄羅斯與德國分別舉行國會選舉，選後，梅克爾將全面引退，普京則以「萬年總統」、「現代沙皇」之姿繼續威脅國際社會，繼續醞釀俄羅斯下一場革命。
為「技術官僚」樹立難以超越的典範
身為近代歐洲最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梅克爾學的不是政治、法律或經濟學，而是物理學與量子化學，連她的兩任丈夫也分別是物理學家與化學家。
科學訓練對梅克爾的治國理政影響深遠，她從來不是一個魅力型領袖，她重視縝密觀察、細節探究、理性溝通，對於政策專業面的深入掌握，往往會讓幕僚感到壓力沉重，必須隨時跟上進度，這也是「核電廠」比喻的由來。
可以這麼說，梅克爾為「技術官僚」（technocrat）樹立難以超越的典範。
「核電廠」擁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但也容易讓人聯想到危險、意外、事故。不過，梅克爾施政風格另外一個重要特色卻是穩定。有人這麼形容：一旦搭上「梅克爾號列車」，你未必知道列車開往何方，但永遠不必擔心車子會拋錨或出軌。
梅克爾兩段婚姻並無一兒半女，但卻有「老媽」（Mutti）的外號，彷彿德國人都是她羽翼下庇護的子民。對於這個百年多年來曾歷經（發動）一場又一場戰爭與人道浩劫的國家，梅克爾的「穩定」與「保護」成了極為珍貴的特質，維持經濟動能、凝聚社會共識、必要時進行妥協，都是人們需要她的原因。
16年來，梅克爾帶領德國走過一次次瓶頸與危機。（AP）
經濟一直是梅克爾的強項與亮點，16年執政完全確立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地位。但她對於「德國模式」的堅持在歐債危機期間飽受批評，讓希臘等歐元區「邊緣國家」死去活來。此外，「經濟掛帥」往往也讓梅克爾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有違立國原則的退讓妥協，對中國、俄羅斯與東歐威權傾向國家（例如匈牙利）都是如此。
戰後德國最重要的邦交國是美國、蘇聯／俄羅斯、法國，如今再加上中國。對於核心的「德美關係」，梅克爾可說是左右逢源、游刃有餘。她曾與4位美國總統共事，上台前就與德國民意以及時任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唱反調，力挺小布希（George W. Bush）發動伊拉克戰爭，讓後者銘感在心。她與歐巴馬（Barack Obama）「情同姊弟」，兩人都是略帶學究氣的「政策控」（policy wonk），也試圖兼顧外交政策的實務面與價值面，因此格外契合。川普（Donald Trump）的霸凌、反智、單邊主義作風與她格格不入，但也促使她與其他歐洲領導人更認真思考如何強化歐洲的自主性。她與拜登（Joe Biden）相交多年，總理生涯告別之旅第一站也是華府，雖然兩人共事時間不會太長，但她還是展現高明外交手腕，促成拜登放行爭議性的「北溪2號」（Nord Stream 2）天然氣管線計畫，幫下一任德國總理與政府解決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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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方領導：審時度勢、順水推舟、後發制人
從內政到外交，對於妥協與共識的強調，讓梅克爾打造出特有的「從後方領導」（lead from behind）風格，著重於審時度勢、順水推舟、後發制人。一旦水勢、風向改變，梅克爾也往往能夠與時俱進、順風轉舵，她的賦稅政策、核能政策、難民政策、中國政策都做過髮夾彎，而且臉不紅、氣不喘。她的名言之一：「政治就是有可能之事。」
不過這也是問題所在，梅克爾執政末期，越來越多德國人追問國家的定位與方向：除了富裕與安定，21世紀的德國要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德國（與法國）要把歐盟（歐洲整合進程）帶往什麼方向？德國在自由民主世界的定位是什麼？一旦美國再度走上孤立主義之路，德國（與歐洲）該如何自處？面對俄羅斯的野心與中國的崛起，德國如何在3C——競爭（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與對抗（confrontation）——之間抉擇？
過去，無論這世界如何風狂雨驟，「梅克爾號列車」總是安穩行駛，化解一場接一場迎面而來的危機。
如今，列車到站，掌握方向盤16年的「司機」要下車了，8300萬「乘客」想必是五味雜陳，一方面不免眷戀年深月久的安全感，一方面也知道世代交替的時刻已然到來。德國的自我認同、自我期許、外在環境都與16年前大不相同，也需要不一樣的領導人，梅克爾在CDU的接班人拉謝特（Armin Laschet）甚至已無望。9月26日大選之後出線的新總理，既必須是一等一的技術官僚，也必須揭示能夠讓國人心嚮往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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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梅克爾發難扳倒恩師柯爾時寫道：「CDU必須學會自己走路，就算沒有老戰馬——柯爾——的領導，也必須以自信迎戰未來的對手。」經過梅克爾16年的領導與護持，德國已經做好「自己走路」的準備，德國新一代的領導人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