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習為全民畫了一個共富大餅，但它不是習的發明，他不過是繼承了鄧小平的設想。鄧發動改革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並把這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共富是自鄧開始的中共的一個長遠目標。歷經江、胡兩代40年的發展後，到習時代，他認為現在有條件要向共同富裕出發了。
先富政策撬動了計劃時代的平均主義，激發人們勤勞致富，給中國帶來了活力和財富，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沒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該政策在實施中也嚴重變形，一個最大後果就是先富起來的那幫人絕大多數都和權力有瓜葛，是原體制的受益者或本身就是權力階層的一員，雖然隨著經濟發展蛋糕做大普羅大眾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對差距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的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當年鄧小平就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在習的新時代，不能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貧富差距，不僅基礎本就不太牢靠的全面小康會松動，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強脫貧的人會重新陷入貧困，就是那些剛剛進入中產階層的人，也有可能因為經濟形勢的困難而滑入貧困階層。
用「共富」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
習近平無疑不願看到在他接下來10多年的統治下兩極分化繼續厚固，這很可能會直接沖擊他本人的權威，因此，必須把共富這個中共的「理想「接過來。也許，脫貧問題的解決給了習很大信心，既然這個人類千年的難題都能被他解決，共同富裕為什麼就不能在他手上實現？從這個角度看，習提共同富裕不只是要鞏固和強化中共的執政根基，還要顯示，中共的社會主義能夠保證中國實現共富，而美歐的資本主義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共同富裕的背後，其實暗含著社、資兩種制度的競爭。
不過，正如本文開頭指出的，問題在於如何去實現共富。除非共同富裕的標准和全面小康一樣，是低水平的，否則，實現起來決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談不上共富。這是當局的難題。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還只是發達國家的1/4-1/6，假如未來十幾年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中國的經濟就仍需保持較高增速，然而，由於中國經濟自身的體量已經很大，再加上美中對抗，經濟增速會低於現在的水平，極端情況下也許會陷入自我封閉，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大概率會相當困難。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長，才有更多的財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勁，而專注於分蛋糕，最後必定會竭澤而漁。這個淺顯的道理當局也明白。換言之，實現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途徑在一次分配，通過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無論是政府基於公平原則的二次分配，還是社會基於道德原則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對基於效率原則的一次分配的補充。也許後兩者在某個特殊時候會起到重要作用，但從一個長時期看，一次分配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財經委也提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